年体，是不能算作“述”
；而妨碍后人
解史实，过于偏向道义性判断，则应该归入“作”之范畴。
此时，汉朝平定天下以来已经传至五代[7]，历时已有百年，之前因始皇帝反文化政策而湮灭或隐匿起来书籍，也终于开始重见天日，文运将兴郁勃之感十分强烈。不仅仅是大汉朝廷，整个时代都在期待着史书出现。就司马迁个人而言，父亲临终遗言激励伴随着他自身学殖、眼力与笔力提高，正在不断地发酵之中，
件浑然天成伟大作品仿佛已呼之欲出。他工作，进展得十分畅快，甚至到令人担忧是否过于畅快地步。这
说是因为，在写开篇五帝本纪到夏、商、周、秦“本纪”时，他不过是名合理编排史料，追求记述之准确周密技师而已。但在写完始皇帝，进入项羽本纪写作阶段时，那份技术人员冷静就逐渐丧失。读他文章，时常会让人觉得项羽魂魄附在他身上，或者说他自己变成项羽。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书能够这写吗？司马迁自己也疑惑。能够以如此热情洋溢笔触来书写历史吗？对于“作”，他是极为警惕。他时刻提醒自己：唯“述”而已。事实上，他写作也确实是唯述而已。但这种“述”却又是多生动传神啊！若非形象思维超常发达人，是绝不可能作如此记述。有时候他害怕自己犯“作”字，会在重读已经写下文字之后，将那些把历史人物写得如同现实人物般生动传神字句删去。如此来，那些人物确实停止活生生呼吸，从而也不用担心其为“作”。但是，（司马迁心想）这样项羽，还是项羽吗？如此写法，项羽也好，始皇帝也好，楚庄王也好，不都成同个人吗？将不同人记述成同个人，又何“述”之有呢？所谓“述”，难道不就是要将不同人记述为不同人吗？如此想来，他只得将已被删除字句重新写上去。恢复原状并重读遍之后，他终于放下心来。不，不仅仅是他，他所记述历史人物，项羽、樊哙、范增等人，似乎也都终于放下心来，各安本位。
汉武帝在他心情好时候，确实是位高迈阔达、通情达理文教庇护者，加之太史令是种需要朴实特殊技能职位，故而能让司马迁免于官场所必有朋党比周、挤陷谗诬所带来对于其地位（或生命）威胁。
因此，在那几年里，司马迁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幸福（那时人们幸福观与当代人在内容上大相径庭，但追求幸福之心却并无二致）。他不懂得和光同尘，味地意气风发，嬉笑怒骂，纵论古今，最为得意之事就是将论敌驳得体无完肤。
然而，数年过后，如此大祸，便突然从天而降。
在昏暗蚕室中——受腐刑人怕风，所以要在生火取暖密闭暗室中将养数日。这种温暖、昏暗场所，与养蚕用房间极为相似，故而名为“蚕室”。——司马迁言不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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