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
住宅，搜查
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
那本书打字稿，还没收和它相关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是本书。这本书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些什
，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结局吗？这是后来些学者争论细节问题，
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反应。他直接写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理由让人身自由，却逮捕这部为之呈献生命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苏斯洛夫（MikhailSuslov）亲自接见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读对它评论和报告。……你为什要把你书加入到敌人对准们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讨论呢？……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机会。”
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本小说命运。在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本书在所谓“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真相，同时间接确认自己幸运与幸福（好在没活在那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边去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
问题是这样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历史见证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丝倦怠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书与个过时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文档证明，它在西方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书（审查*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识最广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新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书。所以曾经遭禁文学，便和它们命运对立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斯大林奖”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个几乎不存在物事。尤其对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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