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连艘可供学生实习船都没有。年后,勉强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是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占领场面。他在自己国家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日改悬英国旗。
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九四四年《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怒忆当年,“士兵上身穿坎肩,前面写“兵”字,背后写“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称体,面黄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怀枪(烟枪,抽鸦片用)慢吞吞地走出来,将黄龙旗(清朝)降下。旋英军整队出,步伐整齐。精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
这样羞耻使他深受刺激,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能振作民心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爱国。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心办教育,九0八年,由氏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开)中学。建校之前,他曾两度前往日本参观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当时不满三十岁他,满腔热血,誓为教育新中国子弟献身。
更令人意外是,九七年他已四十岁,竟决心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们感到丢不起。”他还是去,认真研究、见习,做许多交流活动,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老师。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
抗日战争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
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大学。
抗日胜利后,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与张校长荣誉博士,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位美国学者合撰thereisanotherchina书贺他七十岁之成就。此书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汇编,哥大CroWnPress出版,中译为《另有表现中国》,意指藉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乱不宁年代,尚有另个中国在日益进步,充满高瞻远瞩理想。
自九0四年只有七十五个学生到他九五年逝世为止,张校长直用强烈激情到处演讲,鼓励“国不亡,有!”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理想,他足足说半个世纪!那五十年间,中国灾难有种种新面貌。外侮与内煎并存。抗日胜利,
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老病缠身他仍在国共之战中呼号和平合作建设中国。七十五岁那年去世,临终最大安慰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
张校长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挂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学生就过来拍拍肩、摸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