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落尽，天梯消逝。
回到台中
中兴大学，履行回原校服务三年之约。家已搬去台北，所以每周二由台北乘早上七点开光华号火车去台中，周五晚上六点搭乘自强号由台中回台北。星期六上午在台大教研究所“高级英文”课。有两天时间靠
位女佣协助，努力作个家庭主妇，住在父母家对面，共享个巷院，切都在呼应范围之内。但是父母已经七十多岁
，三个儿子都进青少年阶段，每星期二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准备家人早餐，再去赶火车。内心万千牵挂，有时天上尚见下弦残月，离家时真是步三回头——最初只是践约，渐渐地，回到台北，也会牵挂台中那间小楼里系务。
中兴大学外文系成立是多年梦想实现，在林致平、汤惠荪、刘道元三位校长任内，都不停地以个教员力量在推动。作为中部唯国立大学，总应该有文学院，文学院设立后先成立中文系和历史系，外文系最困难是师资。那时全台湾合格外文系教授人数不多，英美文学博士仍是“贵重金属”，渐渐有少数学成归国，到台北就被台大、师大、政大、淡江、辅仁等校留住，不愿到“外县市”去。同在台中东海和静宜有他们自己修会师资来源，国立大学有较严资格限制。这个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最大差异之处，在过去那些年，侈言文学教育重要时，并未预想到。
当九六九年春季班开学前回到中兴大学时，发现已被“发表”为新成立外文系系主任，而且新招收第班学生四十五人已上课学期，系务由教务长兼代，课程按教育部规定开设，几乎全是共同科，与中文、历史两系合开选修课程，逻辑学、文学课程到二年级才有。回国第次进校长室才懂，由美国写来两封信说学位尚未拿到，系务工作不懂又无准备，只能作个尽职文学教员而已，不适合当主任真实话，在校长与教务长（那时尚无文学院院长）看来只是民族美德谦辞。已升任正教授，且得到教育部红色教授证，多年来努力推动成立外文系，如今外文系已经“给你成立”，系里就这几位名人（教大英文、法文、德文等，六人中有半已六十多岁），等你半年，你不管系务谁管？
教务长王天民先生原是长辈，由校长室出来。看到“惶恐”为难神情就说，“相信你是有能力做，公事上问题可以来和商量。这里对系主任有保守期待，以后少穿太花裙子。”那时流行短裙，而长裙短裙都没有，上课只穿宽宽绰绰旗袍。
就这样，由苦读书呆子变成系主任，面对全是现实问题。幸运是，由大学联合招生分发来学生相当不错。那时还没有中山大学和中正大学，全台湾国立大学只有四校有外文系，而外文系录取份数比较高，学生资质都相当好，后来在社会上表现也在水平以上。
在系主任三年半日子里，最大煎熬是文学课程教师聘请。新聘专任施肇锡、许经田和很年轻张汉良，三位先生都证明“慧眼”，很受学生欢迎。
原任丁贞婉、姚崇昆、孙之煊、唐振训、萧坤风也都鼎力合作，系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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