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摇国本”？
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
选举文宣），看尽
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没想到“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竟到这里来看着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
不值得!心中充满愤慨和悔憾，回到馆里，即写辞呈，馆长问:“你觉得在这种局势下辞职是保持尊严?你此时离开能说明什立场呢？”他从桌上拿给
封刚收到挂号信，是钱先生寄来，退还随书稿送上审查费两千四百元。纸便签上写:“无端卷入贵馆书稿舆论漩涡，甚感烦恼。兹退回审查费，今后请勿再牵涉本人意见……。”馆长说，这本书们短期内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须去对钱先生致歉，这才是负责任态度。
就这样，开始登上素书楼石阶十八年缘份。轰轰烈烈岳飞事件之后，是仍健在陶百川、黄季陆、陈立夫、王世杰等长辈，他赞成国中与高中国文教科书，以文学情操教育为主，少宣扬政治理念。至少，那时教育部长罗云平实际上是支持。在陈述编书理想时，终于有勇气面对钱先生这个人，而不是他“国学大师”盛名。他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时候，常常有种沉思宁静。也是种鼓励。
从那时起，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石阶，送稿、送书、请益，去得很勤。后来钱先生知道是朱光潜老师学生，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告诉他，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课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坐谈当年事。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十八年间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枫树长得很高。九八五年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看，说老师很掂念。年后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阶时，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台湾少见红枫叶。
那些年，钱先生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尊严，也感到种宽容和温熙，也许没有历史学问背景，也就不知道什是不能越过界限。当他问坊间有什新书时，有时会以外文系知识，冒冒失失、糊里胡涂地带给他馆里出版书，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如柏杨书，送给他。
回台大之后，也常与他谈到用作教材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反应，谈得最多是《寂寞追寻》。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无锡发音至今难忘）。其实，九八三年他亲自赠《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情境下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当然，九七五年后，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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