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前后
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他
直盼望而终于失望是个安定中国。《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该书《引论》说:“以
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此段文章使更具体地
解他为什
肯在蒋总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必要，而九五0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地方。
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再接着是高中《中国文化史》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焦点。在那段时期，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可能，幸好生长在那样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这芝麻大官，却惹上天天上报麻烦，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爸爸以前曾说:“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想不到，九七0年代国立编译馆竟是“壮胆研究所”
其实，舆论界也不是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那时影响。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们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
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他《引论》。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他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
记得后来次谈到w.g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摧残，待这批人长大，统治中国，他们,bao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深以为忧。钱先生说，w.g结束后，五十岁左右人仍会保存些国粹，他们有说话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希望。
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政局，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态度。谈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战祸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般百姓样，亦不知何去何从。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等课，兼任文学院长。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时甚难化解。”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慢步，心忧家国，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于九五年出版《庄子纂笺》。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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