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
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先生说话。
近年迁居，目前书房正壁上挂着
幅钱先生赠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五言绝句五首，开始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隐逸心情:“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署名“丙辰重九钱穆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棵兀然挺立阔叶树，上面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山岩上——这也是企望情境。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
愿意与谈话?他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等协助校阅。他与谈话，从不论及更学研究，但谈人生，如他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国民z.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柠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曲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不说话，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坦白”尊严。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曲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所以在他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灰尘。”
自九九0年八月三十日钱先生逝世，都念着，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因为对历史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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