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有料到是,后来她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所谓共和国第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锒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儿郝冬梅样,也是在“w.g”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知道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
九八七年,当几年挂名省委顾问以后,她彻底退休。唯有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她来说才有实际意义。
她以正厅级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再也没有人质疑。
“老太太从建国初就该享受那点儿待遇,人家亏好多年,早该给人家补上!”
态:“不必考虑,请组织决定吧。g,m不是交易,**党人不应该向组织摆资格,和组织讨价还价。感谢组织对关怀,也多谢同志们为工作费心。”
她说不是冠冕堂皇假话,而是发自肺腑真话。依她想来,丈夫已经是副省长,自己何必再争个副部级待遇呢?担任正职,那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主持工作,而自己身体确实再难承担重任。何况,g,m是回事,凭腔热血就行;领导人民大众建设新中国是另外回事,领导哪行业都得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对于自己能否做到这点她信心不足,起码没有丈夫那有信心。担任省妇联副主任,她自认为是可以胜任。
除以上很实际考虑,她头脑中保留着那种功成身退想法。她这位省妇联副主任当就是三届多,直到九六六年。其间换几届妇联主任,她这位资深副主任却从没换过。没人与她争,争不过。把手资历比她浅,她也并不觉得有什不适,对把手都很尊重,从不摆老资格。她对机关同志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也特别和气,与人为善,绝不给人小鞋穿,这让她获得极高威望和普遍敬意。
十六七年中,她工作无非就是在开大会或举办大型活动时端坐主席台上,主持、照稿讲话、颁奖或只不过端坐着。她还参与有关妇女问题调研,节假日到妇女密集行业慰问,仅此而已。年有半时间,她待在家里不上班。
“w.g”伊始,这成她大罪状。“享受是高干待遇,干工作却比机关服务员还少!”“红色寄生虫!”“不走路走资派!”“僵尸型妇联领导!”——矛头指向她大字报还不少。
“人家是豁出命来抗日过,这是如今厅级干部没法比,是该由国家好好供养起来。”
“据说陈赓大将有资格
最令人费解是,从尊敬到攻击、践踏,竟不需要转弯子。
那些批判并未让她惊慌失措。几乎所有领导都受批判,如果自己例外才会让她惊慌失措。相反,她认为g,m群众以大字报方式对她棒喝是鞭辟入里,她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坚决改正。
她把自己十六七年间存款悉数捐给造反派们,供他们买纸张、胶水、墨水、刷子,制作战旗、彩旗、袖标。
她到造反派们各级指挥部、联络处去,逆来顺受地当他们老勤务员。
她那做也是真心诚意,为是刷洗“红色寄生虫”这耻辱。对于她,那种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无形“红字”,是所有批判词汇中最让她深感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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