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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手艺，并且变得非常不习惯于劳动……”14

17和18世纪出现这样个惯例，即流放队伍会在途中村庄过夜。人数较少队伍可以寄宿在农民屋舍和谷仓，人数较多队伍有时不得不在室外睡觉。当地农民既要负责守卫流放队伍，还要养护队伍途经道路和桥梁。1804年，西伯利亚总督伊万·谢利丰托夫在给首都报告中强调，为让流放者“通过广阔而人烟稀少西伯利亚省份”，西伯利亚人承担责任极为繁重。这种责任让农民不得不从种地工作中分心，因而是积聚仇怨个原因。15虽然村民要为自己看守罪犯潜逃而负责任，但许多村民自己就曾经是流放者，而且他们无心冒着生命危险去保证流放队伍安全。逃逸是司空见惯现象，逃犯随后会加入流浪者组成强盗团伙，这些团伙专门打劫沿着西伯利亚荒凉公路行进商队。谢利丰托夫呼吁在主要西伯利亚道路沿线设置配有哥萨克骑兵小支部队，“不仅是为终结此类土匪和抢劫行为，也是为消除居民和旅客安全隐患”。谢利丰托夫估计，为顺利转移罪犯，在西伯利亚主要道路沿线邮驿处共需要2880名士兵。然而他明白，如果不严重干扰其他地方部队职能，招募到这多士兵是十分困难，所以他把所需士兵人数定为1825人。亚历山大世批准他请求，内政警卫处于1816年最终形成。然而，在内政警卫处服役哥萨克人虽然取代农民，却并不比农民牢靠。有些*员悲叹，哥萨克人经常会为钱财而释放自己看守罪犯。逃跑地方特性以及逃犯在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犯下种种罪行是当局无尽烦恼。16

尽管存在这些行政问题，在1822年大幅度流放制度改革之前几年里，被发送到西伯利亚流放者不断增多。1807至1813年，平均每年有1600人被流放，而从1814到1818年，人数上升至2500人，从1819年至1823年，人数达到4600人。地主和农民均在不断利用行政流放制度，再加上拿破仑战争影响以及农民与其主人之间冲突日益加剧，这些情况刺激流放者人数增长。快到19世纪20年代时，流放制度濒临崩溃边缘。稳定并彻底整顿流放制度责任落在新任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肩上。17

斯佩兰斯基鼓励人们去相信，西伯利亚最终会融入俄罗斯帝国，而且他认为，道德力量和行政改革能够解决流放制度存在问题。他把遣送罪犯至西伯利亚任务作为个纯粹后勤方面工作去处理。他制定份《关于在西伯利亚各省运送流放者章程》（以下简称《运送流放者章程》），包括13个条款和199项细则。它成在1822年发布覆盖范围更广泛《流放者章程》组成部分。在西伯利亚大驿道沿线建造休息站（étape）做法从1819年就已经开始。斯佩兰斯基章程加速并推广这个做法，从而形成条沿着众多驿站分布新路径，这条新路上点缀着系列休息站。从个休息站出发，走天路可以到达个中间站，然后再跋涉天，可以到达下个休息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