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只有有权势、具有自由主义思想
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后来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个人支持他。52尽管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曾参与镇压在1830—1831年起义波兰人，但是他明显很喜欢韦伯。他指出，已经有许多罪犯得益于前几年大赦，他们“与韦伯样有罪，有些人像他样在流放期间被控犯有更严重罪行并被法院判刑”。然而，他们中很多人只被判流放定居点，并没有像韦伯那样忍受多年“疲惫且无尽”苦役。这位总督认为，韦伯“已经为自己罪行赎罪，应该得到君主怜悯”。韦伯和他家人处境“极为艰难，但是他广博和专业知识以及他诚实、精力充沛、有创造力工作对国家企业……和当地人民非常有帮助”。自从两年前韦伯从刑罚定居点获释以来，他直在积极推动发展阿穆尔河航运。他甚至同美国人进行
商谈，探讨在阿穆尔河上运营私人汽船运输可能性。即使如此，如果他要让这个项目取得成功，那
他需要重新获得原来地位所拥有权利，因为他不能作为个流放定居者从事契约性生意。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认为，韦伯应该得到机会去“利用自己知识、技能和诚实劳动为他自己和公众谋福利”。戈尔恰科夫“因为尊重”像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这样个有身份人，便很快改变决定，向首都提交份请愿书。圣彼得堡当局恢复韦伯原来地位所拥有权利，并允许他在西伯利亚任何地方居住，以便“他为该地区谋取利益”。当z.府不得不在惩罚和殖民利益之间选择时，z.府选择后者。然而，z.府不允许韦伯返回波兰。53
对于那些确实得以返回波兰王国人来说，回国是苦乐交加事。在整个19世纪，返乡流放者与他们此前被迫离开社会之间出现痛苦脱节。走完这段期盼已久、距离数千千米旅程后，他们通常会发现，在片已经继续向前、把他们遗留在后土地上，他们陷入困境、身无分文。1857年，十月起义领导人彼得·维索茨基获准返回波兰。此后二十年，他在华沙附近个小农场勉强度日，最后在贫困中死去。54西伯利亚生活远离俄国欧洲部分和波兰王国快速变迁。这些前流放者在回家时不仅身体变老，思想也变老，他们会像逝去时代代表样在他们先前生活城镇与乡村中缓步走动。当尤斯蒂年·卢钦斯基在1848年获得沙皇许可回到俄国欧洲部分时，他发现：
十五年流放生涯从来没有真正结束。流放踪迹总会保留下来。即使是那些判处
流放人也不能将其抹去……家乡生活在继续自然地进行下去。在十多年放逐之后，流放又回来。他在每个地方都能遇到熟悉面孔，他在每个地方都受到热烈欢迎。但仅此而已：每个人都回到自己事情中，回到自己日常生活中。流放者仍然是流放者，因为曾经把他绑在自己国家实际事务和商业事务上金线已经断……种不确定悲伤四处追逐着他。他灵魂永远伤痕累累。55
数千名波兰回归者在自己曾为之牺牲土地上经历着同样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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