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把西伯利亚想象成
个拥有大量尚未开发
资源殖民地，这种更广阔设想为“黎明”号成就灌输超越航行本身无疑具有英雄主义重要意义。25
西伯利亚在俄国帝国使命中作用正在得到赞同，而它作为流放地功能正受到广泛批评。废奴情绪增长重演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美洲殖民地、19世纪30年代在澳大利亚出现过争论。在这两个大陆，殖民地经济发展都损害刑罚放逐威慑效果。随着时间推移，曾经条件恶劣荒芜之地变成许多人理想目地，而且如果情况进展不顺利，从那里返回故土不再是那
困难。殖民地繁荣兴旺也使得殖民者当中滋生出种反抗情绪，他们抗议自己土地被用作倾倒祖国罪犯垃圾场。26
沙皇俄国把西伯利亚作为流放地做法首先受到对其缺点最有发言权人批评，即西伯利亚行政管理人员。到19世纪70年代，几乎西伯利亚每个高级*员都恳求圣彼得堡减少每年放逐到他们所辖地区和城镇人数。1871年，西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赫鲁晓夫请求不要把更多流放者送到托博尔斯克省城镇，请求十年内停止把罪犯流放到托木斯克省。271875年，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尤里·佩利诺提到即将施工跨西伯利亚铁路，以强调国家既发展西伯利亚又把它用作流放地之间核心矛盾：“通过条新铁路，西西伯利亚即将与俄国欧洲部分更加靠近，从而进入知识生活和经济活动新阶段。因此，它基本无法再保持适于流放条件，而当它是个几乎荒无人烟地方时，它曾拥有这种条件。”佩利诺指出，尽管西西伯利亚北部地区人口确仍旧非常稀少，但流放者聚集到城市中心。佩利诺列举人们对不负责任、犯法流放者常见抱怨，这些流放者寄生于辛勤工作西伯利亚农民和商人。佩利诺呼吁圣彼得堡停止把罪犯流放到西西伯利亚，让罪犯在“更遥远地方”定居。然而，即便没有对每年进入西西伯利亚数千名行政流放者承担额外责任，更遥远地方（东西伯利亚）也正在努力应对他们自己分配到苦役犯和流放者。28
矛盾越来越明显。流放者正集中到西伯利亚人口密度较高地区，而那里不再需要刑罚殖民者拥入。与此同时，由于缺乏设施和资源，国家没有将大量人口转移到人口较为稀少地区，而这些地区更需要殖民开发。1887至1896年间，每年平均有5600人流放到较发达西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每年平均只有160人流放到东西伯利亚雅库茨克省。民族志学者兼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在1889年评述，这样分配“完全有悖于流放制度殖民目标”29。
各种z.府委员会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成立，它们负责解决国家对西伯利亚作为罪犯倾倒地依赖。这些委员会均指责流放制度不再能履行它三个惩罚功能：“安全、威慑和矫正”。每个委员会都提出系列法律改革，以减少每年流放人数并增强监狱建设。其中个具有影响力委员会成立于1877年，其成员是来自各个重要部门高级*员和法律专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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