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自己采集
古今DNA样本为起点，参考各类基因库数据，建立起新分析框架，比如说，兼顾父系Y染色体和母系线粒体双重数据，不仅在方法上比过去有所推进，而且确定
些数据标准。正是这些数据标准，成为Kim团队区分蒙古人和印欧人基础。而且不止于数据，更重要是数据历史应用。比较下Kim团队所使用关于历史上人群分类概念，几乎都见于凯泽—特拉基小组论文，比如古印欧语向东扩张、库尔干文化扩张与迁徙、斯基泰与游牧文化、蒙古人种、塔里木干尸等，可以说继承或共享近代欧洲东方学中那种印欧中心主义历史学关怀。
匈奴社会里出现个欧洲人，这个检测结果历史解释必定会引发众说纷纭，不过有意思是，即使对于这个检测技术过程，也有专家提出严厉指责。现居美国前苏联生物医学领域顶级科学家阿纳托利·克里沃索夫（AnatolyA.Klyosov）写篇毫不客气批评文章，对Kim团队基本数据和论证逻辑进行细致检验，发现检测数据和文献依据方面许多漏洞，比如把R1a1说成“库尔干文化”人群基因特征，就是个常见错误，因为更多地区和更多文化类型人群都具备这种基因，而且现有数据显示，与其说R1a1起源于欧洲，不如说更可能是起源于东亚。因此，出土于DuurligNars匈奴墓地这个人，并不能说是“西部欧亚男性”，而只是个带有Y染色体R1a1基因类型男性，他既可能来自欧亚草原东部地区，也可能来自南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
克里沃索夫批评说，以R1a1基因类型存在来支持“库尔干文化扩张与迁徙假说”没有科学依据，不仅跨越年代学严格规范，也把文化传播与血缘扩散混为谈。更不要说“古印欧语”只是个语言学分类，而语言传播与扩散从来就不会与人口变迁具有同样速率和模式。描述古基因所代表人群，在语言学、族群、地域、经济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和所谓人种分类等多种标准间随意使用标签，基本上自动删除技术论证本来可能存在学术意义。这个批评很有代表性，现在研究者们偶尔提到Kim团队这篇文章时，无不大摇其头，视为DNA史学应用坏典型。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帕特里克·格里教授话来说，这样基因技术应用就是“生产糟糕历史”。
尽管批评和警告从来就紧紧伴随着基因技术在历史领域应用，但媒体和社会却欢迎任何和基因相关“解密历史”故事。Kim团队研究报告出来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虽然很快就被些研究者当作笑谈，但媒体和社会追捧却热闹时。而且，该报告所代表研究方法与旨趣，在世界范围内同行中也不缺乏同情者和追随者。以中国为例，《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上，有篇《蒙古国胡拉哈山谷M21号匈奴墓主线粒体DNA分析》，读起来就会感到如出辙。比如，该文第四部分“讨论”开始就说：“关于匈奴人种问题直是考古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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