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2 / 3）

在序章“战争与社会契约”这节中，提到卢梭理论。他认为，对于战争中国家，其终极目标就在于改写敌国宪法，也就是国家存续所仰仗社会基本秩序。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就按照占领军要求改写《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其中所体现天皇制，以新《日本国宪法》与象征天皇制取而代之。

那，为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就有必要把1945年8月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前提进行思考。在《朝日新闻》2015年春天进行有关“日本开战原因”舆论调查中，对于“目前为止本国追究与阐明是否已经足够充分”这个问题，尚有65％人选择“还不充分”（《朝日新闻》2015年4月18日晨间版）。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那场战争还留有诸多有待解释和定义问题。

刚刚已经提到，这本书是为年轻人所写。不过，对于过去日本利用日俄战争回忆，来将“九八”事变正当化这种做法，即利用过去战争观念与历史，为新战争进行背书行为，是值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世界各国人民警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既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作为对手美军则拥有压倒性技术优势。但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之后在中国东北与华北平原上展开战斗，则大部分是士兵之间面对面杀戮。日军给中国带去惨祸，自然罄竹难书，而很多日本士兵也因此患上严重战争神经症。近年来，吉田裕《日本军兵士》与中村江里《战争与心理创伤》等研究，很好地揭示这些事实。

当时身在中国日军士兵与军官之中，也有不少人对于中国有着很深理解。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施行义务兵制，到1943年甚至废止对于学生暂缓征召制度。因此，像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研究中国文学武田泰淳（1912—1976年）这样人被征召进军队例子，也并不罕见。

武田在他所写《司马迁》序文中，这样写道：“对于《史记》思考，始于昭和十二年踏上战场之时。在充满危险战地生活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千古流传古代经典强大之处。那些在汉代写下历史世界，也让有种现代感觉。当思考着历史严酷、世界严酷，或者说现实严酷之时，总是能在《史记》中找到些参考或是根据。”

武田入伍之后被派往自己研究国家——中国，他在那里重新认识《史记》世界和古代经典力量。在战争期间，他写出《司马迁》并成功出版。司马迁《史记》完全着眼于政治中个人，武田将司马迁这种对于世界理解娓娓道来，意在与当时日本所信奉“万世系”天皇神话形成对照。身处战争中审查制度之下知识分子，应该会很容易理解他这番用意。

在经历长时间战争国家之间，居然还存在这样关联性，本人对于这点也深感兴趣。在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就很难发现诸如武田与司马迁，或是竹内好与鲁迅之间那种关联性。反过来，如果是英国人或是美国人，倒是有可能通过文化、艺术、音乐等媒介，与德国人产生相似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