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放心回家去，就
连连地点着头，如写作检讨般
认真和虔诚，直到他们都离开北京，回到只属于他们土地上，
又开始躺在残联为特制椅架下，继续写作《日光流年》那本书。直到《日光流年》后，写《坚硬如水》和《受活》，并因为写《受活》而转业，因为转业又精神放松写另外两本更令人恼火小说后，们县个领导在那年春节时，通过电话对正式宣布说：
“说连科呀，现在对你说句实话吧——你其实是们县最不受欢迎人！”
听这句话，轰隆下顿悟到，和那块土地关系发生怎样变化和变故，就像头耕牛在不知不觉间脱缰，重重踩在每天侍奉它把式身上样，他们已经觉得不是那块土地儿子。
他们认为那块土地儿子不该是这样子。
当得知是那块土地上最不受欢迎人，有三天都待在家里没出门。不觉得这是句可笑话，也不觉得是个人酒后之乱言。它是那块土地上正强音，是那块土地态度和立场。这个时候开始思忖写作和与那块土地之关系。发现那块土地完全可以没有，而却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和村落。没有，那块土地依然会遵循着它已有秩序和轨迹，日出日落，岁月人生，千年之前是什
样，千年之后还是什样。而若没有那块土地，就不再是；没有那村落，就什也不是。思忖，可能是从那块土地上出来走得过远并忘土地颜色人。在那块土地吃、喝并带走许多食物和用品，可以在很长时间里不回头地朝前走，这样就走得过远，差点儿忘自己家在哪儿；忘出生在哪儿、成长在哪儿；远行得连那块土地上亲人都不以为和那块土地有着牵连和割不断扯拽。
需要重新回到那块土地上。
真是那块土地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如此在那之后几年里，不断地回家、回家、再回家，把写作《与父辈》和别，当成种赎罪和忏悔，让自己所有情感都重新归位到那块土地上，回到父母、叔伯、邻人和那儿树木、黄土上，直到自己觉得又是那块土地儿子，觉得应该没人会把从那块土地上再次甩开抛离，才觉得可以如父亲说那样重新上路远行，可以为某种写作理愿继续努力。然在要继续写作时，才发现思维已经成为碎石铺就铁轨般，换道和更向，几乎已经成为不可能事。母亲说生可以做事，只能要不去做，要做只能那样做。这时候问题不仅是写什或者没有写什，更直接问题是，在写作期间遇到千家万户也都遇到事——新买房子要让位给条新修路，新写书寄往所有出版社和杂志社，回话都是声“对不起”，加之那两年，二〇年和二〇二年，腰病重到三天两头跑医院，颈椎只要举头就需要个医疗颈托把脖子硬生生地撑起来。人真是灰到乌云凝固模样，生活和生命，最得体恰切说辞是，不死也不活。
真累极。
有时果真想到死。
想到若死家人片哭声和家人外片暗笑和窃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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