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又盯着那堆墙基石:“都是从河那边运来?”
大伯“嗯”下:“抽空要再去运几车,把地基垒得高些。”
人家忽然说:“婚事就这样定下吧,不过回去得再做做女娃工作呢。”
大伯说:“新社会,婚姻自由,说到底,孩子们事还是由孩子们去当家。”
今天看,莲娃嫂嫁给发成哥,无异于她在乡村婚姻股市上买最好支原始绩优股。那时候,发成哥十八九岁就是们那儿闻名遐迩刀瓦匠,而今是个乡村工程队所谓经理,也是所谓包工头,人好能力强,把家里日子过得星月满天,红光普照,人见人爱。可想到大伯三十几年前为他们婚事忧愁那刻,想到最后听说对方同意这门婚事时,大伯在家满脸灿烂着笑,问母亲说:“同意?”
母亲说:“人家定要求等盖起房子再结婚,说结婚定要进新瓦屋里。”
那当儿,大伯脸上笑容淡淡,像个人正向前走着时,脚上被绊下子。然后,大伯不笑。大伯对母亲点下头,郑郑重重地道:“你就给人家回话吧,说说过盖房,就定会把房子盖起来。”
到今天,大伯已经离开人世三年。也许他那郑重点头和承诺,他即便活着也忆将不起有过那样人生情节和细节。因为他前半生,甚至在他三分之二生命里,他每天都在努力兑现着他向生活承诺与愿言,并又向生活许就着新愿言和承诺。大伯是活在承诺中人,又是为无法实现承诺而终生苦恼不安、充满矛盾人。
大伯生,多半生命其实是被他对生活与命运承诺所煎熬和折磨。可也正因为为承诺而活着,才显出他个农民对卑微生命认识高贵和脱俗,显出大伯在那块土地上,生命痕迹在命运路途上,要比别人留下深刻并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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