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博尔赫斯在一起08（3 / 3）

、每本书所有语言版本、每本书与所有书交织关系、英国历史学家比德可以撰写（而没有撰写）有关撒克逊论文以及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佚矢书籍。”这种无限可以在1939年首次发表《通天塔图书馆》中找到。

反之亦然。无限图书馆可能是多余（就像故事中个脚注所言，之后两篇短篇小说《翁德尔》和《沙之书》中也体现这种思想），因为本书、个词语就可以包含其他所有。这就是博尔赫斯在1941年创作《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背后体现思想。在这篇短篇小说中，个假想作家在几何数集概念基础上创作无限小说。有次，博尔赫斯谈到，如今们阅读但丁方式可能连但丁自己都从未想过，与他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提及“诗有四义”(84)相去甚远。博尔赫斯想起九世纪神秘主义者司各特·爱留根纳(85)段评论。爱留根纳著有《自然界划分》书，在他看来，个文本可能阅读方式和它可能拥有读者样多；他将这种读者多重性比作孔雀尾巴色彩多样性。个文本接着另个文本，博尔赫斯探索并确立这种多重维度多样性规律。

这些创新、反叛和颠覆也让些批评家感到恼怒。当博尔赫斯早期虚构作品在法国出版时，安田朴(86)讽刺地说博尔赫斯是“应该被剔除”，因为他作品对“作者身份”这概念构成威胁。而其他些评论家，特别是拉丁美洲评论家，则称博尔赫斯作品缺少纪实性，因为他拒绝将文学视作种报告。事实上，自1926年以来，评论家们就不断对博尔赫斯进行各种抨击：指责他根本就不是阿根廷人（博尔赫斯曾开玩笑说道，“成为阿根廷人是种信仰”）；责难博尔赫斯像奥斯卡·王尔德样暗示艺术无用性；抨击他不强调文学道德意义或规训价值；批评他过于喜欢形而上学和幻想文学；指责他比起现实更偏爱有趣理论；挑剔他只因审美价值而深入研究哲学和宗教观念；苛责他没有政治主张（尽管博尔赫斯对庇隆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持坚定反对立场）或批判他支持错误政党，比如他既和魏地拉(87)握手，也和皮诺切特(88)会面。博尔赫斯之后也为此道歉并签署份支持“失踪者”(89)请愿书。博尔赫斯并不理会这些抨击他主张（“个作家最不重要方面”）和政治立场（“最不幸人类活动”）言论，也说没有人能指责他过去对希特勒或庇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