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要分辨伦理判断与事实声明并不总是那
容易。宗教有种麻烦
倾向，即喜欢将事实声明转化为伦理判断，使得原本应该很简单争议变得混乱而模糊。例如，原本只该是事实声明“《圣经》由上帝所著”就常常变为道德命令：“你应该相信《圣经》是由上帝所著”。于是，只相信某项事实声明就成
美德，而怀疑这项声明则成罪过。
同时，伦理判断之中却又往往隐藏着事实声明，支持者不会特别去提，因为他们认为这早已是不证自明事实。于是，像“人命神圣”这种伦理判断（无法用科学测试），里面就可能包含着“每个人都拥有永恒灵魂”这种事实声明（而这是可以用科学来争论）。同样，美国民族主义者宣称“美国民族是神圣”，这种看似属于伦理判断说法，实际上仍是以某些事实声明为基础，例如“在过去几个世纪，美国引领着大多数道德进步、科学进步和经济进步”。虽然
们不可能用科学来检验究竟美国民族是否神圣，但只要拆解
下这个论题，们就能用科学来检验美国带来道德进步、科学进步和经济进步是否确实高于正常比例。
正因为人类价值观里永远都藏着些事实声明，也就让萨姆·哈里斯（SamHarris）等哲学家认为，科学能够解开切道德困境。哈里斯认为，所有人终极价值都是相同——将痛苦最小化、快乐最大化，因此，所有伦理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将快乐最大化”事实论证。6宗教激进主义者想上天堂，是为快乐；自由主义者想增加人类自由，是因为这样能得到最大快乐；德国民族主义者也认为，如果让柏林控制整个世界，每个人都会更快乐。哈里斯认为，宗教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并没有伦理上争议，只是对于如何达到共同目标而彼此出现在事实上意见不合。
然而，就算哈里斯说得没错，即所有人都重视快乐，实际上也很难用这种观点来平息伦理争议，特别是“快乐”根本没有科学上定义或测量方法。让们再次以三峡大坝为例。就算们同意，这项计划终极目标是让世界成为个更快乐地方，该怎才能判断“制造出廉价电力”会比“保护传统生活方式”或“拯救稀有白鳍豚”更有益于全球快乐呢？只要们还无法真正理解这种意识，就无法为快乐和痛苦制定出通用度量标准，也就无法比较不同人之间快乐和痛苦，更不用说跨物种情况。十多亿中国人享有更廉价电力时，会产生多少单位快乐？整个白鳍豚物种灭绝时，又会产生多少单位痛苦？再回归到根本，难道快乐和痛苦真是个可以用数学相加或相减实体吗？吃冰激凌很愉悦，找到真爱更令人愉悦，但难道只要有足够冰激凌，累积起来快乐就能等于找到真爱快乐吗？
因此，虽然科学在伦理争论方面能发挥作用比般想象要多，但仍是有限，至少目前如此。如果没有些宗教元素作为引导，就不可能维持大规模社会秩序，就算是大学和实验室也需要点宗教支持。宗教能为科学研究提供伦理上理由，也因此能够影响科学研究议题以及科学发现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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