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堡终点站洗手间里留下那些确凿证据当然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和伯爵分手过后小时,他穿戴上美国记者大衣和帽子,衣服口袋里揣着那份《芬兰旅行指南》,登上去赫尔辛基火车。在维堡下车之后,他把旅行指南里地图撕下来,把指南和其他物品留在车站洗手间台子上。然后,他便空着双手搭上下班返回莫斯科火车。
将近年之后,维克托才有机会看到电影《卡萨布兰卡》。当看到画面移至里克咖啡馆,警察把乌加特团团围住时,维克托兴趣顿时被激起来。因为他想起在火车站咖啡馆里与伯爵对话。于是他看得格外仔细:里克没有理会乌加特求援;警察揪着乌加特领子把他往外拖时,酒吧老板表情十分冷静,也十分冷淡。可接着,当里克穿过混乱人群向弹钢琴乐手走去时,有个镜头吸引维克托注意。那是个很小细节,只有几个镜头:在向弹钢琴乐手走过去这短短途中,里克从位顾客桌子旁经过,见桌上只鸡尾酒杯在刚才混乱中被碰倒,他便顺手将它竖起来,同时他步伐没有丝毫停顿,他对客人安抚也没有丝毫中断。
对,维克托心想,就是这段,没错。
因为这就是卡萨布兰卡,个战争期间遥远前哨基地。这座城市中心,在探照灯来回扫射之下,矗立着里克美式咖啡馆。这里,被羁困在他乡人可以聚在起赌博、喝酒、听音乐,也可以互相出谋划策,互相安慰。最重要是,他们还可以满怀憧憬和希望。而这片乐土中心则是里克。正如伯爵这位朋友所见到,酒吧老板对乌加特被捕反应十分冷静,他甚至吩咐乐队重新开始演奏。这些都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别人命运有点漠不关心。可在混乱发生过后,他能想到把被撞倒鸡尾酒杯扶起来,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至少还拥有种基本信念吗?而这个信念就是,个人能够通过哪怕最细微举动,为恢复这个世界秩序出把力。
没这做呢?”
“很显然,”行政长官说,“他没拿枪把列普列夫斯基毙,是因为列普列夫斯基不是个贵族。”
“长官?”
“哦,没什。”
长官伸出手指,在这沓新档案上轻轻敲敲。已经走到门口助手又迟疑着停下脚步。
没过多久
在九五四年初夏个下午,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某个地方,位六十来岁高个子男人正站在几棵枯败苹果树之间深草中。他脸上胡子拉碴,靴子上落满灰尘,肩上背着旅行包,所有这些都给人种印象——这些天来他直都在徒步跋涉。然而,他身上看不出任何由此带来疲惫。
旅行者在那几棵树中间停下来。他朝前面看看。在前面几步远地方,他依稀辨认出那里从前有条路,但多年前就已经被丛生杂草掩盖住。老人拐上那条老路,脸上浮现出怀念而安详微笑。
“还有事吗?”
“不,长官,没别事。只是,接下来们该怎办?”
长官沉吟片刻,然后将身体朝椅背上靠,脸上带着难以察觉微笑答道:
“找几个普通可疑分子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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