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往往带有高雅、文明象征意味，例如书籍（特别是儒家典籍）、乐器、丝织品、瓷器、纸钞（中国独
无二发明，自12世纪问世以来已通行数百年）之类。许多赏赐对进贡国统治者非常有用，可供他们再赏赐给自己臣民，厚植政治势力，且借由提醒国内其他贵族，他们有特殊渠道可直达天朝（世上许多地方所盛行之高雅品味界定者），更形巩固自己统治地位。
因此，朝贡制度设计和基本运作力量，源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关注，而非源自对追求最大获利关注。但在这同时，这制度也为蓬勃贸易立下基本准则。清朝认为，暹罗国将稻米运到广东（而非运来糖乃至鸦片之类无用、奢侈商品），乃是“很文明行为”，为示嘉许，清朝更形扩大贡品贸易（暹罗人为此受益更甚于稻米运输业者）。清朝借此奖励暹罗忠心，但也促使压低
华南粮价。
仔细检视进贡使节团本身，
们发现道德秩序和经济利润在许多方面密切相关。不只随进贡团进京贸易商，带来可在北京期间私下销售商品，就连皇帝赏赐礼品也往往迅速变卖出去（事实上，中国贸易商和某些外国人样，抱怨朝廷赐给外国人东西不够多，他们深知外国人就借着将部分赏赐迅速变卖求现，以取得购买其他中国商品资金）。借由以贡品交换赏赐，许多中国商品价值得到确立，使它们成为在国外奇货可居奢侈品，因为它们是皇帝所御赐东西。
这现象不只适用于象牙筷子之类物品（即使在用手吃饭国家里亦然），也适用于货币本身。中国z.府印制过量纸钞时（常有事），受赐纸钞贡使，若拿纸钞换取中国境内商品，获利甚微，但拿回国内，纸钞仍可以引来欣羡，因而备受重视（但其价值与其上所印面额无关）。因此，将中国纸钞带回国人，是在追求无实用价值身份象征，或者如任何精明贸易商样，只是不想在纸钞已过剩地方用掉纸钞？带回丝织品人又与这有何不同？没错，中国印花丝织品可以穿戴在身上，纸钞不行，但它们也和纸钞样，具有众所公认高价值，且是几乎和今日美钞样难以伪造价值；它们还是身份地位象征，即使从不穿在身上亦然。因此，丝织品既是上层人士织物，也是货币种；在许多地方，可以拿丝织品来抵缴部分税，甚至规定必须如此（约略1600年之前，在中国本土确是如此，明朝皇帝常以大量丝织品赠予蒙古人、其他潜在侵略者，换取彼此和平相处）。因此，朝贡制度虽然明显未将经济利益放在首要考量，却同时协助确立个广大共同市场，赋予该市场共通货币，界定主流品味（此品味有助于打造出值得为其生产供应商品市场），创造时尚、行为两者标准（该市场里上层阶级，借这些标准确认对方是可以交易对象，而不致有损身份地位或冒太大违约风险）。如今，这些功用或许分由许多看似不相关市场参与者（从国际货币基金到圣罗兰公司）来行使，但们并未摒弃其中任何项功用。在贡品贸易集中于北京时代，这种贸易不因仪式化而失却商业意涵，也不因具有通商贸易实质而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