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高兴，还是为
融入当地社会，以利公司业务
推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业后前
百年左右，伦敦显然认同此点，认为深深融入当地社会乃是做生意所不可或缺。
但另方面，从事远程贸易，特别是心追求垄断贸易，得牢牢掌控这些职员。他们之中期盼光靠死薪水致富人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人私底下还从事大量买卖以赚取外快，而这些业外活动，有些必然和为公司追求最大利润目标相冲突。当派驻地方代表和当地上层人士起作乐时，伦敦也愈来愈猜疑那些代表心里是想着公司利益还是个人利益。
随着会计方法变得更为复杂精细，总公司开始想方设法对可允许开销订定更为严密规定，但只要员工想钻漏洞，再严密规定都阻挡不他们。只要懂得将某人老虎、宴会服务人员诸如此类名目，改以别名目记在自己开支簿里，即可避开规定。
因此，总公司面对鞭长莫及海外员工，只得诉诸道德以加强管理。除这些冷冰冰金融规定，还愈来愈倚重更普遍适用道德劝诫，希望让公司驻外员工相信，如果和“本地人”走得太近，就当不成道地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之类。（在18世纪这些改变发生同时，种族歧视心态开始深入欧洲人心，欧洲人更深信自己优于其他民族，更认同有节有礼生意人应和放荡不羁当地贵族有所不同，且这些改变还对这些观念改变有推波助澜作用。）到18世纪结束时，欧洲人已不再把所娶当地女子称作“妻子”，而改称为“小老婆”，乃至“妓女”；在该世纪末某些战争和经济恐慌期间，她们和与她们同住男人，甚至不得住进有防御工事欧洲人聚落。欧洲人仍继续款待当地上层人士，但愈来愈将这视为身不由己憾事，愈来愈认为欧洲人若过度沉迷于此事，将可能斫丧其灵魂（和民族认同），从而更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会危及公司红利这更为功利看法。大贸易商抱持超越民族、国界开放心胸，融入当地贵族生活，这样时代已近尾声；西方贸易商或殖民*员住在山丘上独栋房子里，生活习俗如在母国，竭尽所能不沾染当地习俗，犹如做分类账时收入、开销绝不相混，这样时代则正要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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