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智慧引入到无限空间——宋明理学就是这样具有很多宗教成分，只不过，它
直没有确定个反观人格化神像，它是将人格化神像转化为道德律
，以为道德是种天生纲常。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强烈宗教色彩。曾国藩就是在这样学习与修身中，走条与宗教信仰类似道路。
理学对于人格修炼，使得曾国藩无论是在学问上、人格上，还是在处世方法上，都跃上个新台阶。他再也不是个简单、只会读古书写古诗作古文书生。给人印象是，进入中年之后，曾国藩从个循规蹈矩学子变成个对于自己思想体系有着强烈自信人，他知道自己所走，是条滋养身心道路。同时，曾国藩也变得越来越喜欢跟人探讨切潜藏之“理”，他变得爱较真，爱认死理，并且遵循“理”来行动。曾国藩确立自己社会责任感，也确立自己人生抱负。曾国藩在桐城派姚鼐所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条传统治学内容上，又增加“经济”。在曾国藩看来，这四种学问缺不可，而且“经济”更为重要。所谓“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真正学问，就是学要有所用，对于社会，要能派得上用场。这些经世济民学问，才是真正实现“王道”必要手段。曾国藩更清晰地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正内涵，他变得更有责任，精力也更为专集中，做事也变得更趋完美——在京城十来年间，曾国藩每年都至少要寄百五十两白银回家，有时候还不止这个数。他先后将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华带到身边读书，全力尽自己兄长责任。在弟弟们回家应考期间，他经常写信让他们好好读书，争取功名。在曾国藩言传身教之下，弟弟曾国荃1848年科考等，补廪膳生。与此同时，曾国藩并没有在职位上无所事事，他开始深入地调查、解历朝历代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治民之道与术，清醒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日益窳败社会现实。可以说，理学钻研没有使曾国藩变得迂腐缥缈，相反，他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也变得更加智慧。
值得提是，从1846年夏秋之交，曾国藩学术思想发生重要转变，从那年开始，曾国藩由“宗宋儒”转向“汉宋兼采”。对于汉学，也不像先前那样排斥，对于宋学，也有客观评价。这当中重要契机是曾国藩患病。因为身患肺病，曾国藩暂时摆脱繁忙公务，住在京城南部报国寺中养病。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手边书是段玉裁作注《说文解字》。当时，适逢精于考据汉学家刘传莹也住在此。刘传莹虽为汉学家，但思想较为开通。曾国藩与刘传莹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双方都受益不少。曾国藩请刘传莹将自己所住地方题词命名为：“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也将每天写日记命名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那段时间应该是曾国藩系统地盘整自己思想重要阶段。让曾国藩感到欣慰是，报国寺恰巧是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栖居之所，这个古老寺院异常幽静，老树寒鸦，古柏夕阳，潜伏着股冲淡之气。在这个地方休养生息，曾国藩能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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