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产劳动”“无偿劳动”,使家务劳动得以“可视化”,并将“私(家庭)”与“公(市场)”两个领域连接起来。这方面代表作为她编著《阅读“主妇论争”》两卷(《主婦論争を読む全記録I、II》1982)和用十年时间完成《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家父長制と資本制——マルクス主義フェミニズムの地平》1990,汉译本有台湾时报文化1997)。此书堪称奠定上野学术地位之作,九九三年,她被聘为东京大学社会学讲座副教授。对家务劳动这主题关注,进入二十世纪,延伸扩展为对老人护理问题研究。面向大众《个人老后》(《おひとりさまの老後》2007。汉译本有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成为畅销书;厚达五百页大著《护理社会学(《ケアの社会学》2011),则是她最新学术代表作。这系列著述,体现出她理论建构水准和依据实地调查数据实证精神。
在1990年代,上野研究大致可分两个方向。个是对恋爱、性、家庭等近代机制解构,另个是对女性运动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思考,前者主要依据福柯理论,将被视为“自然”“本能”性/性别/恋爱/家庭等观念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中,探究其“近代之起源”,带有浓厚“后现代”色彩。代表作有《近代家庭形成与终结》(《近代家族の成立と終焉》1994,汉译本有商务印书馆2004)、《发情装置》(《発情装置——エロスのシナリオ》1998)等。1990年代另个方向,也是上野在此时期最为用力课题,则是对“国家”思考。这个问题始于九九年三位韩国原慰安妇对日本z.府战争犯罪控告。作为名日本女性,应该如何回应邻国女性对自己所属国家控诉?上野思考,结集为《民族主义与性别》(《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1998)书。面对这沉重课题,她先回顾战争期间女性运动协助“国策”历史,即日本女性作为“加害者”历史,然后呼吁种超越国境女性主义。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上野对国家机制批判更为彻底。在《活下去思想》(《生き延びるための思想》2006)书中,上野告诉读者:“逃出去,活下来”——逃出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桎梏,拒绝切以国家名义杀戮牺牲,尊重弱者,活下去!
此外,还应提及她与两位女性(心理学者小仓千加子和作家富冈多惠子)以对谈方式合著《男流文学论》(1992)书(参见本书第章)。这是上野以“外行”身份介入文学评论大成果。三位才高名盛、“气焰嚣张”女人,本本地评点男作家作品,“这个男人根本不懂女人嘛”“你们看,这段描写笑破肚皮”“真,好好笑”。三人唱和呼应,在嬉笑戏谑之中,揭开男作家们隐藏“厌女思想”,把文学史上著名作家们拉下神坛,让人读来酣畅淋漓,实可称“三女侠乱棒痛打男作家”。此书激起众多反响,既有男评论家们轻蔑不屑(当然喽),更有大量喝彩叫好,三女侠共演这台戏,引发此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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