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吾子谓“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清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
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念之真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１４０」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闪多见”，“前古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问好察”，是皆明台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格物”之义，前已详悉，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
无是也。”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日“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日“如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力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盂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摩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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