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式”。所谓“出身”是指“微妙
、独特和个体之下标记”，它“并不位于
们所知和们所是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外部”。所谓“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场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爆发”。也就是说，福柯反对并不是对事件追根溯源本身，而是质问到底该如何来分析这种渊源和流变：是把它当作线性、本源决定性、同
性，还是当作充满斗争性、偶然性、异质性？“追根溯源事件社会学”旨趣与福柯对“出身”和“出现”分析旨趣是相通：谱系学“将永远不会去追寻‘起源’，将永远不会把历史种种插曲当成不可理解东西忽略掉。相反，它紧盯着伴随着每个开端细枝末节和偶发事件；它将丝不苟地注意它们小*小恶；它将等待着它们出现——有朝日露出真正面目——以他者面目出现”（福柯2001b，119—120）。不过，在受到福柯思想多年熏陶和感染之后，现在所倡导“追根溯源事件社会学”还是已经与福柯谱系学之间保持
种必要张力。这是因为福柯对偶然、分解、权力/知识这些东西着力过猛，把相对东西绝对化。他自己说法是，“‘效果’史与传统历史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常项”（福柯2001b，128）。如果历史没有任何常项，历史任何整体性和结构性也就无从谈起。虽然并不把福柯本人视为所谓“后现代主义者”，然而，必须承认，他思想对后现代主义产生非常重要影响。而“追根溯源事件社会学”是从根本上拒斥后现代，它坚持致力于理解社会结构和制度某种整体性。
五
在中国历史社会学发展中，结构性叙事与时间性叙事各有长短，各有发展空间，不必急着正名，最重要是先按照各自思路做起来。当前虽然有种“历史社会学热”，但如果只有趋势勾勒和方法争辩，而没有扎实研究尤其是厚重专著面世，那
这种热潮就只是种虚热和口水战，既不可能持久，也留不下真正学术成果。这两种思路即使现在还做不到和衷共济或取长补短，但也应该在“各美其美”基础上慢慢找到通向“美美与共”道路。当初孙立平和张静围绕“过程—事件分析”所展开争论就是个良好示范。
“追根溯源事件社会学”研究风格从表面上看与实证史学比较相似，因为它强调从细节着手，紧紧扣住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和话语来展开叙事，然而，它选择研究对象往往是别具格，它提问方式常常是追根溯源，它与完全从史料出发、旨在探求历史真相实证史学有着诸多差异。而反过来看，这种研究风格表面上与结构性分析、总体性分析、长时段分析和机制性分析相隔甚远，然而，它在“耐心、细致、灰暗文献工作”中却贯穿着种结构性关怀，它是把结构性关怀压缩到、加载到关键事件史分析中。
无论是结构性取向历史社会学，还是本文所倡导“追根溯源事件社会学”，在其研究旨趣上都有别于实证史学。然而，并不赞同固守社会学与历史学界限，反复纠结于两者差别，唯恐社会学被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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