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以立据三篇经验研究之。而在随后出版博士论文《大河移民上访故事》中更把“过程—事件分析”或“关系/事件分析”发挥到极致:在该书正文部分,既没有提出任何个理论概念,又没有进行中层理论文献综述,也没有进行通常意义上社会学机制分析,而是通篇像小说样在讲故事(应星2001)。在2000年社会学界(而不是人类学界),以如此风格提交博士论文,还是有些匪夷所思。人们通常产生质疑是:“那是个不错故事,可它真算是(社会学)研究吗?”(Ceglowski1997,188)。有人惋惜浪费如此好分析素材,没有实现从素材到分析、从故事到理论提升及跨越。当然,在论文结语部分对此是有所申辩。当时既展示“过程—事件分析”对洞察中国社会独特价值,也已意识到这种方法适用范围及被滥用危险。社会学者故事是“讲”出来,“讲”本身就是理论功夫体现;这种“讲故事”高下之分,端赖研究者问题意识及对复杂事件和微妙局势精准把握。
之所以在此重提这场学术争论,不是要在“过程—事件分析”与“结构—制度分析”之间做个是非高低判断。正如张静(2000,15—16)当年在争论中已指出:这两种方法并不是完全对立、排他,究竟是进行因果分析或结构分析,还是进行过程分析或事件分析,取决于研究者所关心问题及资料性质。旧事重提是因为“过程—事件分析”和“结构—制度分析”都通过这场争论而有新发展。孙立平(2002)后来提出“实践社会学”,而张静(2018)则提出“从故事到知识案例分析目标”。两文均在国内最重要社科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都各自赢得广泛读者。这两位同样令人尊敬前辈在学术争论上佳话权且不表。而自己从2012年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历史社会学和g,m社会学后,也将“过程—事件分析”路数带入并有新发展(应星2016)。当然,学术争议再次随之而起。如果说由于中国社会学界具有社会学与人类学不分家优良传统,因而社会学接受人类学这种常见“讲故事”方法还不是太困难话,那,当“过程—事件分析”风格历史社会学面对以叙事为学科根基历史学时,就遭遇到更多质疑,陷入更大尴尬。因为这已经不再是社会学内部学科之争,而是个牵涉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两大学科门类之间关系问题。按照布罗代尔1958年说法: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对话是“聋子对话”(布罗代尔2008,71—72)。即使是到今天,这种对话局面也未见实质上改善。那,历史社会学做“过程—事件分析”学术正当性究竟何在呢?
二
“历史社会学”作为个分支学科名称是迟至20世纪60年代才在美国出现。经典社会理论虽不存在“历史社会学”这个概念,却普遍具有历史社会学视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复兴欧美历史社会学发展出不同传统。对这些传统划分,学界看法不完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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