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之为:“不着字,尽得风流。”当然,在《规训与惩罚》中并非只有叙事,叙事与分析是穿插进行;它所涉及也不只是两个完整事件过程分析,而是在监狱诞生过程中若干事件过程分析。但值得注意是,事件对福柯理论分析来说绝不是零星、信手拈来例证,这些所谓“特殊性”事件与他做“般性”分析是水乳交融,紧贴在“关系/事件”表面,而不是由表及里、由事入理深浅关系。正如福柯自己所说:“效果史颠倒通常在个事件爆发与连续性必然性两者之间确立关系。整个历史学(神学或理性主义)传统都倾向于把独特事件化入个理念连续性之中,化入个目论运动或个自然链条中。然而,‘效果’史是从事件最独特、最鲜明地方使事件显现出来。因此,事件就不是次决定、项条约、段统治,或场战斗,而是相互对立力量构成种关系,是被篡夺权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种使自身脆弱、松懈,并毒化自身支配,是个戴着面具‘他者’出现”,效果史要“力求关注那伴随着每个开端诸多细节和偶然事件”,“能够认出历史诸多事件,它震荡、它意外、它并不踏实胜利和难以吞咽失败”(福柯2001b,129;120)。正是福柯系列著述创造谱系学分析范式。
上文通过三个堪称经典示例揭示历史社会学以所谓“小事件”过程分析和细节捕捉为中心展开叙事另种可能性。事件社会学、微观比较历史分析与谱系学分析,这三者尽管在方法论或哲学根基上并不完全致,但它们都试图确立历史叙事本身以及揭示事件细节对历史社会学重大意义。当然,时间性叙事有其固有局限乃至危险,就如同结构性叙事同样有其固有局限乃至危险样。并不是要在这里比高下、论长短,只是为厘清自己在历史社会学上研究思路做些铺垫。
三
最近十年从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研究转向对中国**党g,m历史社会学研究,从研究对象来说发生明显变化,但无论是在问题意识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贯性。
先来看问题意识。《大河移民上访故事》个主要研究发现是:上访者与摆平者尽管在具体利益格局上处在相互对峙位置,但他们却共享着某种权力技术和政治文化。书中那个作为上访代表“许老师”其实就是个倒过来“董专员”——假如他们互换位置,其博弈过程和结果并不会有太大差别。因此,想追问是:这种政治文化到底是从哪里来?又是如何习得?在《大河移民上访故事》之后出版《村庄审判史中道德与政治》(应星2009),就是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后者出版虽然比前者晚八年,但搜集资料却是同时进行,写作也是前后紧随。“村庄审判史”可谓“大河移民史前史”。但说实话,对这本书并不满意,主要有两个原因。个是分析视角过于局限在基层政治具体运作上,缺乏对宏观政治深入探究。另个是将1949年作为村史起点,而这并非中国**党政治文化成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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