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应星：从“过程—事件分析”到“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9 / 19）

党团制度走向“罗章龙事件”。对转折性事件分析需要拓展历史视野，不仅仅聚焦事件本身，而是要在个较长时段里结合“局势”进行分析，同时要从社会结构层面展示所谓“事件路径”（休厄尔2021，222—311；李里峰2003）。第三类是所谓“调查性事件”。中国**党早期存在着照搬苏联教条和埋头事务处理两种工作倾向。这其实是五四时期“主义与问题之争”在中国**党党内某种折射。而毛**开创第三条道路，即通过深入农村调查来调整、检验和完善既定g,m路线。进步地说，毛**农村调查既是中国**党在g,m实践中阐释乡村社会危机成因重要工具，也是实现大众动员权力技术，更是g,m政党以马列主义普遍原则改造中国乡村社会重要中介机制（孟庆延2018）。因此，毛**对农村进行若干调查就构成重要事件，比如他对江西寻乌县所做详尽调查，们既可以由此理解毛**g,m思想得以形成重要源头，又可以由此分析地域社会地权分化和社会经济关系。第四类是所谓“典型性事件”。在苏俄g,m中，更重视理论性宣传；而在中国g,m中，更重视普及性鼓动（参见列宁2018）。因为农民是中国g,m主力军，他们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党要引导他们前进，仅用理论性、般性号召是难以打动他们，因为农民往往习惯从亲自看到、体验到事情上而不是从抽象口号来理解问题，因此，党就必须在工作中通过树立典型来示范，利用事实来鼓动其情绪，增强其勇气，从而让农民在党号召下积极行动起来。“树典型”就此成中国**党动员群众种基本方式。在中国**党g,m史中这类“树典型”比比皆是，比如“南泥湾叙事”就是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诞生典型。第五类是所谓“隐喻性事件”。事件大小是相对而言，史家对事件赋义是因人而异。表面平淡无奇万历十五年或个小小“叫魂”案件在别具慧眼史家笔下，便可以从中窥见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结构及其症结。因此，们不应囿于某种既定大事件标签，而是“必须在出乎意料地方，在们通常往往认为没有历史地方——在情感、爱、良知、本能中——守候这些事件；它必须对事件重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追踪事件演进渐进曲线，而是重新找出事件扮演不同角色不同场景；谱系学甚至还必须界定没有出现这些事件地方，没有发生这些事件时刻”（福柯2001b，115）。也就是说，们可以在所谓“根茎”状“关系/事件”中为某些事件重新赋义。比如，人们可能疑惑们为什会如此细致地去研究江西万安,bao动这样个在中国**党g,m史上小事件（应星、李夏2014）。显然，们研究旨趣不是要去填补江西地方g,m史空白，也不是因为们认为万安,bao动意义被低估，因而要为万安,bao动在中国g,m史重要性排序上重新予以正名。万安,bao动其实就是个小事件，个充满偶然性小事件。它与们所关心中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