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政治和经济层面危机
前提。
由此可见，从本雅明到阿伦特写作时期，西方正经历
这样时间危机。此后，为应对危机，新时间性得以发展和制度化，为社会—文化生活提供新基础。而目前西方世界（某种程度也包括中国）似乎还都处于这
波时间危机之中，其矛盾和困厄还在进步展开。这是现代性以来最重要两次危机。其中，社会科学作为言说与剖析现代性学术工程之，在每次时间危机中都是提出应对方法、实验新时间意识重要场域。那
，在每次危机中，西方社会试验性方案大概呈现何种面貌？内部有何种多元性？实验主体又是何种知识生产者，有哪些代表性方案，陷入何种困境？作为现代化后发者代表中国，提出何种方案，出现何种非意料结果？在当下主义危机中，
们到底需要何种新时间方案，需要何种时间政治？这正是本文接下来核心议题。对于这宏大议题，笔者更多只能从自身所在学科出发提供部分思考，难免挂漏万，也无法提供确定答案。
二社会科学应对实验之欧洲“主观意识”与“美国例外论”
如果说本雅明和阿伦特对于时间性反思更多停留在哲学进路，那更直接处理人类历史问题两种进路则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两者本质上都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经验某种再现与重述，并以统合历史特定方式和意识为基础。自18世纪西方现代社会被发现和建构以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作为现代性思想产物，更像是对拥有共同起源孪生兄弟。进步主义—历史主义恰是其共同源头，而两者对于历史主义不同发展和继承又导致两者内在张力(Ross1994，3—21)。<注："所谓“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主要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法学等等，与西方19世纪意涵不尽相同，且要与人文学科相区别。比如法学在19世纪西方可能不属于社会科学，而当时所谓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也与今天理解经济学不同。而人类学长期介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但在当代中国属于社会学二级学科，被官方归入社会科学。">
此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时间前提及其研究者身份认同都逐渐分离，虽然两者之间并非毫无沟通和借鉴。与历史学相比，社会科学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更为普及，影响也更大。其核心研究问题乃是检验现代社会“未来”命运，以作为进步重要媒介。社会科学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及现代性秩序扩展知识产物，并在当下资本主义体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功能，尤其致力于阐释并推动资本主义和霸权国家政治经济方案对全球其他社会持续重构。在此过程中，社会科学会把某些知识形式边缘化甚至排斥在外，而把另些知识形式放置在学科中心。时间性问题对于社会科学重要性在于，它是特定知识形式前提：它决定社会科学从哪种价值出发——是某种过去价值，是当下重构过去价值，还是当下个体主观价值，抑或永远处于未来、永远未曾到来永恒期待。易言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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