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力成,2020,《历史社会学中文化与意义》,《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2期。
严飞,2019,《历史社会学第四波思潮:议题与趋势》,《广东社会科学》第3期。
张扬,2020,《历史变迁中因果性与耦合性》,《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2期。
收集系统定量数据,而早期历史社会学者又较为关注宏观跨国案例,这使得研究对象缺乏足够差异性与样本量,从而无法进行统计推断。另方面,新波历史社会学将文化与意义等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关注行动主体与历史或然性,而这些概念往往难以量化,这无疑也限制定量方法使用(Adams,ClemensandOrloff2005;严飞2019;郦菁2020;钱力成2020)。尽管如此,定量方法在因果论证方面独特优势仍值得更多重视。<注:"值得注意是,复杂定量因果识别策略要求学者能够找到恰当研究场景,比如某种历史外生冲击。然而不是所有研究议题都可以找到外生冲击以便使用最新定量技术,这种“方法导向”研究取向会限制学者选题,因此历史社会学对前沿定量方法“保守性”定程度让学者避免研究方法对学术想象力束缚。">
社会现象往往是复杂,多种因素交互塑造们经验研究对象。多因多果是社会科学本质特征。定量方法虽然在识别相关关系、应对因果识别中内生性挑战等方面着力甚多,然而统计分析只能告诉们变量之间关系是否具有概率学意义。社会科学本质特征提醒学者要对历史情景以及因果传导链条有充分讨论,即哪个机制、如何起作用,其背后结构性条件为何,以及同样因果关系在不同场景下异质性等等(Clemens2007;赵鼎新2021b)。而这些正是定性历史社会学者所推崇“置于历史情景之中案例比较”(contextualizedcomparison)与对因果链条“过程追踪法”(ProcessTracing)优势所在(MahoneyandThelen2015)。更重要是,方法要服务于问题,根据不同类型研究问题以及发问方式,需要灵活采取不同论证工具。总而言之,综合定量与定性方法进行论证,充分还原历史场景复杂性以及规律性应是可取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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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怀真著,2012,《身份、文化与权力——世族研究新探》,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侯旭东,2002,《北朝“三长制”四题》,《中国史研究》第4期。
郦菁,2020,《知识研究与历史社会学》,《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2期。
林展、陈志武,2021,《量化历史与新史学——量化历史研究步骤和作为新史学价值》,《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
毛汉光著,1988,《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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