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土
民，皆非汉有”
话看来，司马光是完全有可能这
替曹操开解。但是，司马光同唐太宗样，并不赞成曹操“无君之心”，在《资治通鉴》中说：“以魏武之,bao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面认为曹操“有大功于天下”，面又认为曹操“,bao戾强伉”、有“无君之心”，可见司马光在评价曹操时也是“分为二”。但他对曹操终于没有废汉自立原因所作解释却显得根据不足。不能说曹操这样做完全没有“名义”方面考虑，也就是说曹操也是不愿背个千载“篡盗”骂名，但这决不是曹操终于没有称帝唯原因，他这样做是有着多方面考虑。
司马光之后，苏轼有《魏武帝论》文，其中说：
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bao，而孙权、刘备，又已区区于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迄魏之世，而不能。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破刘璋，蜀人未附，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日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
面说孙权、刘备在“用兵制胜”方面不敌曹操，面又说曹操“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并以赤壁之败和占领汉中后没有乘势攻取益州两件事来加以说明。其实，“长于料事”和“长于料人”是不可能截然割裂开来，平心而论，曹操是既“长于料事”也“长于料人”，只是不能贯正确罢
。至于赤壁之败和占领汉中后没有乘势攻取益州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不长于料人”。明人孙应鳌写过篇《魏武论》，针对苏轼议论提出不同看法：“人之情骄常生于得志之后，而退缩保全之意每自艰难顿挫得之。赤壁之败乃降黄巾、杀吕布、破二袁、定刘表者以为驱使也。其后止于南郑而不敢窥视西蜀，又赤壁之战先有以夺其气。”指出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狼狈奔北乃骄心之使然也”，此后吸取教训，“乃知吴蜀犹为劲敌，相与合谋以抗中原，客主逸劳，势不相若，未可以席卷长驱也”。并特别指出：“拔阳平入南郑，特鲁之无援耳。今移兵于蜀，蜀人守险不下，吴兵从而蹙之，非若赤壁之役可以间道北归也。”比较而言，孙氏之论抓住更为重要东西，因而也就更为可信。总说来，苏轼对曹操评价不高。他对曹操才能还是肯定，但在“忠*”二字上对曹操颇有看法。在《诸葛亮论》中说：“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认为诸葛亮有“忠信”，而曹操没有“忠信”。在《孔北海赞》中，苏轼更说：“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可见，苏轼对曹操肯定有限，而贬抑却是很厉害。
在北宋皇帝中，宋真宗对曹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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