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水浒传》，
般读者未必记得百零八条好汉
出场次序；读《西游记》，孙悟空先打哪个妖怪后打哪个，想必也有很多人弄不清。要把这些捋清，需要有编年体思维，而常人很难有这个意识。
记住《水浒》《西游》里些精彩故事，就容易多
，这是纪事本末体思维。讲故事比做“大事编年”要亲民。
而就算所有故事你都记不清，但武松、林冲、孙悟空、猪八戒形象，在你脑海中仍可能很鲜活生动，这就是人物传记思维。所以《史记》对文学第个贡献，就是发明纪传体，这是最符合般人欣赏趣味体裁。
而且可以说，纪传体不但降低阅读门槛，也降低历史写作门槛。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股子私家撰著历史书风潮，纪传体就有好多部，不成系统杂史、杂传数量更庞大。是什
原因呢？纸逐步普及使书写成本降低；社会上存在个庞大有闲阶级；大动荡时代，张三李四都有反思历史热情……这种种理由之外还有条，拿《史记》里列传部分做范文，写人物传记，真是件很容易事。
纪传体是开往文学直通车
读《左传》，
手边往往会放几部参考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不必说，方朝晖先生《春秋左传人物谱》，也是常会翻阅（虽然他评论，大多不赞同）。这书特点，是以人物为中心，把《左传》中某人分散在各年事迹，抄撮在起。
这样，阅读体验就好多。
编年体书，最大麻烦就是年之中，互不相干事太多，而个人、件事首尾因果，又往往隔得非常远。看到某事起因，往往要看几十页毫不相干内容，才能看到此事后续。
譬如说，《左传》里，伍子胥曾祖父伍参，第次出现是宣公十二年（前597年），第二次提到他名字，则是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中间整整隔五十年。伍子胥本人，则是昭公二十年（前522年）登场亮相，到昭公三十年（前512年）再次出现，前后间隔也有十年。
你要为某个朝代作部编年体史书，那真是非专业史官不能作；哪怕是要为某人编个年谱，也需要有很好随时做记录习惯。但写人物传记就不同，你只需要把某人姓名、籍贯介绍，再拍拍脑袋想几件他生平有意义或有趣事，大致做个先后排序，写下来，篇人物传
所以，你要把《左传》里老伍家遭遇组织成前后呼应故事，读书必须极其仔细，大脑必须高度活跃，才能把这些零散信息串起来。
但如果你读《史记》，《伍子胥列传》是篇既神采飞扬又沉郁顿挫大文章，随随便便就读进去。
当然，编年体有它优势，比如《史记》把伍子胥爷爷伍举，认作楚庄王（？-前591年）时候人，脑子里如果有清楚时间线，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但不管怎说，比较可读性，《史记》完胜。
虽然文学批评家倾向于赋予文学各种高大上内涵，但庸俗地说，应该承认可读性也是衡量文学作品标准之。
很大程度上，文学是共情艺术。最容易唤起人共情，就是“人”。而纪传体，正是以“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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