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事后来没下文。这种监控设计,除非朱元璋那种绝对权威君主亲自推行,否则在大明体制下根本不可能执行下去。再者说,驳费实际上都是转嫁到基层百姓身上,去给里册书算分类收钱,等于缘木求鱼。
但黄册库也没办法,他们无权无势,只能遍遍地申诉抗议。这种秃鹫争食局面直持续到万历年间,已经从敛财小手段变成官场潜规则。
在份万历十年(1582年)奏疏中,黄册库主官王蔚满腔愤怒地向朝廷举报,说江西解送每期驳费时,“明例银六钱四,兼收除钱四,并钞价存留外,止将银六解报”。也就是说,截留驳费这事,江西
只有毫,总收入也不得。有项记载显示,从正德十年(1516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后湖黄册库在这二十九年里收足足十六万八千五百四十六两九钱八分八厘七毫七丝,账目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平均下来,年收入五千六百余两。
这个收入水平,足堪应付后湖日常与驳查开支。黄册库终于摆脱以往穷苦形象,跻身新贵行列,扬眉吐气。
现存《常州府志》里载有位常州籍明代*员,叫徐常吉。在万历时,他担任南京户科给事中,负责后湖黄册库。府志里称赞他:“故摄后湖黄册,所入不赀,常吉皭然不染,惟用吏人录书数百卷而已。”
“皭”字念“叫”,意为洁白。也就是说,徐常吉洁身自好,为官清正,从来不受贿赂。由此反推之,其他后湖*员,显然都是“不皭而染”,个个在“所入不赀”后湖主官任上都捞得脑满肠肥。正德之前后湖*员若见到此景,只怕是要哭晕在坟墓里。
黄册库向穷惯,陡然,bao富,下子没法控制自己。从正德九年尝到甜头以后,他们疯样想要更多驳费,就让驳查监生往死查,要求“字错讹,片纸瑕疵”。那段时间,被驳回原籍黄册如雪般飞舞。别说民间,就连各地官吏都忍不住抱怨,给这种行为起个专有名词,叫“滥驳”,说这简直就是“以衙门公费而骚扰遍天下”。
俗话说,钱忌露白。后湖黄册库如今突然发达,必然引起同僚嫉恨乃至贪欲大发。这个没有实权冷衙门,突然成香饽饽,凭什们不能分杯羹?
正所谓衙门无罪,怀银其罪。各地官府看到这头无力反抗肥羊,还不好好大快朵颐番?
于是各地官府,纷纷想方设法截留这笔解向黄册库罚款,或者巧立名目,或者假借挪移,或者申诉说民贫不堪承受云云。甚至还有地方官府说银子们已经送出去,可惜中途被盗匪给劫光。黄册库想申诉补送?没问题,先去找劫案发生地官府吧,那是他们责任;等黄册库找到当地官府,官府说等破案再说吧——这来二去,这笔驳银也就不之。
面对蜂拥而来秃鹫,黄册库十分愤怒,屡屡上疏,要求严惩这种“肆行侵渔”行为。他们还异想天开地帮皇上出谋划策,建议把负责里册书手、算手按照上、中、下三级人户出身,分成有力、稍有力、无力三类,有力者罚没多,无力者罚没少;并设立督册道,监督从县级到布政司驳费解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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