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朝广州府新安县,曾有过这个案例:新安县里有个胥吏叫陆荣祖,想要谋求个职位,可负责选拔承行吏员陶魁秉公行事,拒绝他要求。陆荣祖大怒,竟然活活把陶魁殴打致死。这起严重人命官司,新安知县居然不敢管,生怕得罪陆荣祖。直到苦主上告广州府,凶手才得以伏法。当时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在判决里感慨:“吏之如虎也,令之如羊也。”可见有时候知县也是弱势群体。
《吏治悬镜》里对胥吏凶悍,描述得更加精准:“本官稍有瑕疵,辄指为把柄,讲呈说告,恐吓多端,卖访勾窝,陷害无罪。于是长厚受其挟制,莫敢伊何;严刻者化为痴呆,惮于用罚。”
知县上任,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个精通刑名,个精通钱粮,分派到六房,就是为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
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朝廷体面还要不要?*员威严还留不留?杜山纸状书戳破这层窗户纸,直接指控陶成、陈佐等几个人欺官,操控县治,连知县都坑死。结果整个案子从桩贿赂小事上升到“彭县还姓不姓朱”问题,不由得上峰不上心。
这份状书,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
佐捏造出户假人才得以过关。他大为愤怒,如果当初陶、陈二人没有收取贿赂,如果王廷用没来敲诈,他说不定能完成自己解额,不用受这多罪。
这两个人是罪魁祸首,拼上自己破产,也不能饶过他们!杜山暗暗下决心,可是县里有王主簿手遮天,要告,只能去成都府里投诉。
可告官也不是那容易。杜山案子已有定论,想要翻案太难,而且也没什可翻,他确实没完成。得选个好切入点,才能引起上级高度重视。
杜山大概得位高人指点,他向成都府提告状子,对自己事只是约略提,重点放在“李代桃僵”这件事上。他控诉陈佐这个刁吏,明知胡知县前来盘查钱粮,仍收取贿赂,伪造户籍,替那四户遮掩罪行。
这招特别狠。领导不介意你糊弄百姓,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平日鱼肉百姓也就算,上峰来查账也敢弄虚作假?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里。
般来说,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不过推官业务很多,未必每天都在,因此在这之前,公堂还有个预审环节。
成都府公堂,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个叫直堂
这剑,就戳到要害。
杜山招数不仅如此。他在状纸里还特意提句,说彭县上任杨知县,曾经打算要革除陈佐、陶成、王廷用、刘本敖等人,结果反被他们联手陷害而死。这些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剥害乡民。
这招就更狠。
这几个人到底有没有陷害杨知县、怎陷害,后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但这种事情,在当时很有可能发生。
知县是科举出身,精熟典籍,却未必解庶务,何况他又是流官,干几年就要调走。胥吏们虽然地位卑贱,却深谙乡情,彼此抱团,把持着大部分基层政务。所以在县衙生态圈里,胥吏集团可以和县太爷相颉颃。真逼急,胥吏们施展手段,甚至可以把知县生生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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