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也很重要,白花花银子诱惑,写着写着,还是回到恐怖小说这条道路上来。九八七年,他写出《惨不忍睹》,后来搬上银幕,改名《战栗游戏》,那个被狂热女书迷所绑架、刀斧加身、硬逼他照着她之所爱写作畅销作家,相当程度上,当是反映彼时斯蒂芬·金内心感受吧。
被“绑架”斯蒂芬·金,如胡适口中“过河卒子”,退既无可退,只得拼命向前。向前方法,除更细腻、更讲究创作技巧,多些“人性心理”,少些“血腥,bao力”;多些“凡夫俗子”,少些“特异功能”之外,他也重拾短篇小说,在《纽约客》(TheNewYorker)上发表小说,证明自己才华。甚至,从“双日”(Douleday)到“维京”(Viking),再到“斯克莱布诺”(Scribner),路更换出版社轨迹,也说明他越来越“严肃”以对态度(九九六年,他以《黑衣男子》〔TheManintheBlackSuit〕摘下代表短篇小说最高荣誉“欧亨利奖”〔O.HenryAwards〕,算是这连串努力结果)。更重要是,不平则鸣,只要有机会,斯蒂芬·金总不惜口角干戈,也要跟人辩论到底:“大众小说”绝非“垃圾”代名词,受欢迎未必就不是好文学!
九九年,美国笔会通讯针对“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分野进行讨论,小说家厄休拉·佩琳(UrsulaPerrin)写封信给笔会,公开说:“写是‘较好’小说,意思是说,不写罗曼史或恐怖小说或推理小说。”这段话激怒斯蒂芬·金,他疾言厉色地反驳,就算畅销小说也分千百种,其中有好,也有坏,“他们中间某些人作品,有时或经常充满文学性,且全都是讲故事好手。而这使远离平淡无趣生活……丰富闲暇时光。这样创作,在看来,始终是正直体面,甚至是高贵。”哪能锤定音,妄定优劣呢?
“只有好小说跟坏小说之分,没有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之别。”斯蒂芬·金想说就是这个。然而,如前此所有关乎此主题讨论,这次争论,还是各自表述,虽有交集。原因是,此事表面虽仅关乎“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区分合理性与否,但,问题底层除文学典范更替、文学史流变,例如,狄更斯如何从通俗多产通俗文学作家变而为今日英国文学史中浪漫主义经典作家;或艾略特(T.S.Eliot,1888—1965)《荒原》(TheWasteLand,1922)跟乔伊斯(JamesJoyce,1882—1941)《尤利西斯》(Ulysses,1922)如何型塑现代主义,而将小说带入到“晦涩难懂才叫文学”窄胡同等等,事实上,还涉及二十世纪以来文化变迁,例如,写作商业化、出版娱乐化、文化霸权攻防,甚至人性本质,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讲得明白——“道假诸缘,复须时熟”,典范更替,岂是说换就换?
最后肯定
九九九年,斯蒂芬·金惨遭车祸,幸得大难不死。二年出版《写作》(O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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