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何有效限制、制约州刺史权柄,将是大梁新朝能否长治久安个关键问题。
关于这点,朝廷主要提出三个解决途径。首先便是针对州这级行政单位体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类似旧年沈氏为获取个方镇基础而拆分扬州,便提供个经验。
这项工程,注定浩大,为保证地方上稳定,不可追于蹴而成急功,因是第批拆分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区。像是原本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随着大业元年将近尾声,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个左右,未来则肯定还要继续推行,确保任何个独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体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枢。
第二个途径,便是流官定制,州刺史年评,三年考,依照政绩优劣分为征、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征入朝中执掌部司寺监,或流入别州继续外任,或降品黜用。给外州任事者规定到三年任期,确保不会久任地而专擅地方。
大梁帝国三省六部这中枢制度确立,代表着自两汉以来皇权对于外廷干预和分权总算告段落,且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
三省六部若是追溯渊源,前身其实都是君王内侍近臣,皇帝为保证君权得以独大,且对外廷能够形成有效制约,而不断将自身权威下放给这些近侍臣子,使他们得有资格参与到外廷行政之中,对原本三公九卿体系不断造成冲击,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制约能力。
当然,除三省六部这中枢主体制度创设,远三公九卿旧制也得于保留,只是不再作为中枢制度主体而仅仅只是种补充。
这其中,三公成为真正荣衔用以犒奖那些正色立朝耆老重臣。而九卿则剥离原本政治礼遇,退化为单纯事务性职事,用以补充三省六部偏重政策不足。
这也算是种褪去繁华之后返璞归真,九卿改为九寺,再加上同为事务性五监,如是便组成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事务型职官体系。
第三个途径,则是事权下放。此前地方政令构架大体分为州郡县三级,大梁新朝则直接取缔郡级行政单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郡望旧族种打压。
所谓名教,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名为教。所谓名,狭义上就可解为名词。三纲五常,你无需解内在机理,只需奉此名目不悖,便
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再加上个风闻奏事、监察百官御史台,如是便构成中枢官署基本构架。
这整套台省、寺监定制改革,在大业元年伊始年多时间内逐渐完成。这还是因为朝廷中枢本就脱胎于原本洛阳行台,诸多创制其实早有雏形,在审定职权、核定品阶之余,同样没有荒废正常行政事务。
当然,在这年时间当中,除中枢改制之外,朝廷对于地方上监控也并没有松懈。
至于地方积弊,其中最大桩就在于州权过大,这是后汉以来长久积弊,单以江东举例,三国之中东吴政权所以创立,基础就在于半个扬州江东六郡。而荆州更以分陕重镇,屡屡抗衡中央。
更不要说,大梁皇帝沈维周本身就是从方镇崛起,构建霸府,最终缔造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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