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
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
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
。”
“林明光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不是游匪，游匪只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
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恐吓信，虽然也默认，但身为巡抚骆秉章，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员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压曾国藩威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边。心想：这段时期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贻患，才造成今日局面。”
骆秉章听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过错，反而倒打耙，要算
帐！他打断曾国藩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为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沅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火气消：曾国藩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来此，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bao，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宄蜂起，还讲什
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唯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人之仇，轻放则贻社会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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