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与湘淮两系都无渊源
马新贻时，心中陡起不快。两江重地，向来非老成宿望、大德大功者不能轻授，让马新贻来接替，不是有意降低两江总督规格吗？是不是朝廷中有人存心以此来压
压湘淮诸将帅呢？这样想过以后，他又觉得自己怀疑没有根据，心胸太狭窄
，转而依然对马新贻以礼相待。这两年听说马新贻在两江干得不错，何以忽遭这等惨变？张文祥江湖流浪者，他为何要谋刺总督？此人敢于在刀兵林立校场之中行刺，又居然刀刺杀成功，其人之胆量、本事必然非比等闲。凭着曾国藩阅历，他也想到此人背后，很可能有非同般复杂网络，旦涉足其间，后果难以预料。
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以夔、皋、伊尹为榜样，欲做番陶铸世风、振兴天下大业礼部侍郎，今天位居宰辅、功高震世，却因捻战无功，津案受辱，且体力衰弱，疾病缠身，更兼这十多年来经历太多险风恶浪，洞悉权力颠峰上倾轧虞诈，反而变得越来越谨言慎行，越来越悲观失望。他上疏给太后、皇上，说自己右眼久已无光，左眼亦目力昏眵，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再四筹思，惟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吁恳圣恩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仍当再留津郡，会同办理，俟津事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
奏折很快被批转回来，上谕命曾国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辞。词气坚决，无再商余地，曾国藩只得抱病遵命。
“大人，卑职想马制台这事真是蹊跷。”得知曾国藩决定赴两江履任后，赵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发生后，朝廷日旨，急如星火，命从速从严办理。马制台被刺有个多月，京报只有魁玉简单奏报，未见就此事所下谕旨。又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去江宁调查此案，据说才离京几天。虽然马制台之案不能与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还记得十多年前邓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吗？那时咸丰爷避难热河，闻讯后连下数道谕旨，对滇抚徐之铭奏报逐条批驳，而那事最后还是由太后和今上手里结案。邓子久乃刚从藩司升任巡抚，且在旅途中被杀，马穀山为现任总督，又在校场被刺，事情严重得多，朝廷反应并不太强烈。此事令人甚为疑惑。”
赵烈文所说邓子久被刺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抚，赴任途中，改换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徐之铭为官不正，害怕邓尔恒进京陛见时揭其阴私，遂指使副将何有保在曲靖县将邓谋杀。事后上奏朝廷，说盗匪行刺，已将凶手正法云云。咸丰帝严厉斥责徐之铭，又命云贵总督刘源灏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后来，刘源灏风闻其中之故，竟然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归。不久，咸丰帝病死，西太后执政，立即撤徐之铭职务，命张亮基速赴云南办理，又起复潘铎专办此案。最后因何有保等人内部起哄，案情大白。邓尔恒被杀后几个月，全国议论纷纷，京报天天登载有关消息，时官场瞩目云南。相形之下，马案是冷清多。难道是朝廷有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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