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和上级上级——总之就是那些比他们权力大家伙——立刻命令两个警察回到街上,等待支援。然而即便是在大城市,支援都很难马上来到现场,因为谁会在新年前两天抢银行?还跑到看房现场劫持人质?“还有,谁又会在新年前两天安排客户看房?”两个警察某位上级心想。群警察拿着对讲机互相掰扯通之后,位斯德哥尔摩谈判专家给杰克打来电话,说由他来负责整个行动,他正在车上往这边赶,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到——但杰克必须知道,在谈判专家抵达之前,对方究竟希望他怎“遏制局势”。听谈判专家说话口音,那家伙绝对不是斯德哥尔摩来,不过这倒没关系,因为如果你问吉姆和杰克,他们会说,“斯德哥尔摩人”这个身份只是某种心态象征,而不是地理来源界定。“不是所有白痴都是斯德哥尔摩人,但所有斯德哥尔摩人都是白痴。”警察局人经常这说。这显然极其不公平,因为白痴有可能变得不那白痴,斯德哥尔摩人却没法变成非斯德哥尔摩人。
跟谈判专家谈过之后,杰克甚至比他上次和宽带客服打交道时还要生气,而吉姆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因为儿子现在还没有机会证明他有能力逮住银行抢劫犯。因此,这天余下来时间里,父子俩做出选择完全是由这两种不同感受决定。
“抱歉,儿子,不是故意
传出上级咆哮,说他们应该——“非常非常小心,确保楼梯间里没有炸药和别什垃圾,因为这件事可能不止跟劫持人质有关,还可能涉及恐怖活动!你们见没见过携带着可疑包裹人?还有留着大胡子家伙?”杰克听没当回事,因为他还年轻,但吉姆非常在意,因为他是做父亲。
电梯坏,于是他和杰克走楼梯,爬楼过程中,他们敲响沿途每扇门,察看是否还有待在公寓楼里邻居。没有人在家,因为这是新年前两天,该上班都得上班,不用上班出门做更好事,其余人不知是听到警笛,还是从阳台上看到记者和警察,总之他们纷纷跑到楼下,看看出什事。(他们中有些人其实是担心大楼里有蛇,因为最近网上有传言说,附近城镇某座公寓楼厕所里出现条蛇,由此可以推测,座公寓楼里出现蛇概率差不多与出现劫持人质事件概率相当。)
爬到楼梯平台上搁着装圣诞彩灯和电线箱子那层时,杰克和吉姆看到箱子,吉姆害怕极,下子闪到腰(这里需要注意是,吉姆最近打喷嚏时已经闪到过次腰,这回竟然又闪次),但他还是忍住疼痛,猛然把杰克往身后拉,从牙缝里喷出气来说:“炸弹!”
杰克以做儿子特有方式翻个白眼,说:“那不是炸弹。”
“你怎知道?”吉姆狐疑地问。
“炸弹不是那样。”杰克说。
“也许人家制造炸弹就打算这迷惑你呢。”
“爸爸,冷静点儿,那个真不是……”
假如杰克是别同事,吉姆很可能早就催促对方继续爬楼,也许这就是有人觉得父子之间不适合做同事原因。他对儿子说:“不,要给斯德哥尔摩打电话。”
因为这个,杰克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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