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西务钞关为例，由于征税太多，以至于商人罕至，原先
百多加布店目前仅剩下三十多家。临清关，原先伙商三十八人，今年只剩两人，至于关闭店铺更是有数百家之多。诸多商铺纷纷闭门歇业，严重影响
商业贸易
开展。
到崇祯初年，经由东林党出身户部尚书毕自严整顿商税，钞关税收这才日渐增加，到崇祯十三年已从万历年间最高四十万两，增长到八十余万两——可见征收商税问题上，东林党人未必不能起到好作用，或者更应该说，在整顿财政方面，*员之间问题，从来不是简化为江南与北方、东林与非东林这样二元化形式。
盐课方面，崇祯年间盐课收入较万历原额在130万两以上。
但是因为李来亨占据三楚之地，大多不是明朝时主要产盐之地，所以盐课收入虽然极为丰厚，却注定和李来亨没有多少缘分。
至于其他杂项，多以货物税为主，与商品流通环节关系不大。万历六年时杂项原额全部折银，当年实征约三十二万两。此后明朝杂项货物税基本没有大变动，直到天启时期因为西南战事
流通阶段税收问题，都慢慢提上李来亨需要亟待考虑范畴之中。
货币问题，因为李来亨上面毕竟还有个闯军“中央”在。在李自成和牛金星等人完全敲定闯军货币政策以前，不管李来亨是想铸造标准化银币，还是推行激进纸币政策，都不免有僭越之嫌。
而商品流通阶段税收政策，也即是所谓“商税”之说。楚闯政权本来颇有意重科商税，但考虑到耿应衢等绅商还在发展初期阶段，大部分搢绅经商经验又极少，旦重科商税，这些还不容易找到生活出路士绅，怕不是又得要回去造反抗闯。
只是后来段时间，毕竟楚闯政权不同于明朝朝廷，像作为李来亨情治机构恳德记，这样个非常强力部门，便是由商人出身萧维崧以及另外大群掌柜掌握。
商人出身萧维崧嗅觉相当敏感，他广泛收集明朝商税具体情况以后，多次写信送往归德、德州和真定等地，同李来亨反复讨论，陈述情况。
明朝商税包括主要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中所征收货物税，如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契税、酒醋税、屠估税、典铺酌分等。
商品运输过程中，向船户和车主征收国内关税以及向运销商品客商所征收商品税，有钞关税、工关税（如竹木抽分）、门税、过坝税等。
此外，另有市舶司征收海关关税。
这些种类繁多税种里，以钞关和盐课税收为最大头。万历年间，钞关税收收入以万历二十六年为巅峰，收入最高达到四十余万两。万历二十六年开始，为增加商税收入，税监频出，从九江到扬州，这数百里距离上，就有湖口、安庆、池口、荻港、芜湖、采石、金陵、瓜埠、仪真等多处关卡进行征税。而这势必给商业贸易带来巨大破坏力。
根据万历三十年，时任户部尚书赵良卿说法，相比从前商税年年有足额，逐渐稳步上涨情况，随着税监派出，地方上商税征收出现“以原额约之，岁缩岁，几减三分之”情况，商税并没有随着征税关卡增多而变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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