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家道渐裕，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四十岁上，因劳致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
，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便把家务完全交付给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始得生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
机会，先寻到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四书讲章来，他
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便是“书即世事，世事即书。”
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书全不看。哪三本书呢？是《圣谕广训》，这书是乾隆所颁行天下，后附朱伯卢治家格言。二是《刿心要览》，还只是看全书中本，中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名言，他呼之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参严嵩十恶五好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夕，书以训子，所言皆居家处事之道）。此外还有本三字经注解，信不常看。就是那三本大书中，还只有前二书是他手不释卷。临死前数日，犹阅读不忍放下。他常说：“书读那
多干什。每书中，自己觉得那章好，即把他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就不必看。”他最爱高声朗读，在《圣渝广训》中，有这两句：“人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在《刿心要览》中，有这几句：“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侠，*佚又生贫贱。”
他读书固然是如此之少，而平生从未写过个字，尤其稀奇。当宗吾七八岁时，发生件急事，他父亲叫他拿笔墨来，等他拿来他父亲又说不写。但是宗吾偏说：“
奇怪思想是发源于父，读书方式，也取法于父。”这事，久后当加以证明。
宗吾父亲自大病之后，即不敢再作笨重工作，不过偶尔扯扯甘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盖灰罢。但有暇即看书，自然是他心爱那几本书，每当工人到田里工作时，他便携着烟竿，或火笼（种烤火炉），挟着书，坐在田边，时而同工人淡天，时而自己看书。他对于农事，异常内行，每晨必巡视垄—次，常说：“睡在家中，工人在田间工作情形，都知道。”当家人从田间归来，他常问：“工作人到何处？”如果因末留心，对答得不确实，他便笑着道：“不要瞎说！”
他生注重早起，他说曾读过三个人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朱伯卢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为，凡事恐有疏虞。”因此，他虽不象他父亲那样早起，但他总是鸡鸣而起，无日独断，就是隆冬大雪，亦无不如此。
那时还没有火柴，他每晨起来，便用火链敲火石，将灯点燃，遂以木炭生着火笼，温酒独酌，然后口含叶烟，直坐到天明，这时，便将工人应做工作，及自己应办事，规划妥当。所以他处理家务，都是有理有条；工人作工，时间也无片刻浪费。他怕工人起晚，耽误工作，而每晨呼喊他们，又觉得讨厌；于是他把堂门做得很紧，见窗上发白色，即把堂门砰声打开，工人自然也就惊醒。
他因为爱早起，好思考，所以生平与人交涉，无次失败。他常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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