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前的官场愣头青（16 / 18）

就在曾国藩左右为难之时，喜从天降。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皇帝派他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

这次前往江西，是曾国藩盼十多年才盼来差事。

明清两朝，在北京为官京官们个个都盼着被皇上派到各省去做主考官。来，可以收纳许多门生，这些被他取中举人当官，辈子会奉他为老师，感他恩德。二来，到各地做主考，按惯例地方官场都会公送他笔厚厚“程仪”，再加上私人致送礼物，收获总能在三五千两白银之间。这是清贫京官生涯中难得“加油站”。数年前，曾国藩到四川做乡试主考，就曾经发过这样笔财。虽然用今天财政标准衡量这些收入是灰色，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合法，因此并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誓言。

除会缓解财政困难外，更主要是，皇

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至于此！”(47)这是什意思呢？就是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随朋友分资都很周到，谁通知，都去，而且随钱都很多。为什这做呢？今天想明白，过几天祖父生日到，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生日收点儿贺礼，以度过目前财政危机。想想自己是个堂堂京官，个要发誓学做圣人人，居然打这点儿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通过这两则日记记载，认为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卑污、多贪财，只能说明清代财政制度是多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是清廉之员，鼓励是贪,,g。

做初级低级京官时是这样，做“副部级”高官，不主动伸手捞钱曾国藩收入仍然不高。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些公开灰色收入。咸丰初年（1851），曾国藩兼署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好几个部领津贴，收入应该更高。但是随着交往等级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侍郎仍是介穷京官。

所以曾国藩在北京经常借钱，曾国藩日记、账本上借银数量，逐年增长，在升任侍郎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提道：

今年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他更是说：

但京寓近极艰窘。

这时他外债已经千多两。做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趟老家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939）离家后，直没有回去过。在这十多年间，他祖父祖母先后去世，曾国藩都没能参加葬礼。母亲江氏夫人更是非常想念远在数千里之外长子。

随着离家日久，曾国藩也越来越想念家乡、想念亲人，家书中再流露想回家探亲念头。但是曾麟书直不同意曾国藩回家，要求他在京老老实实做官。曾国藩曾经提出个“迎养”计划，要接父母到北京享两天福，江氏从此就心心念念去北京，但是丈夫曾麟书知道曾国藩经济紧张，怕他花钱，不同意这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