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
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宋高宗因动乱而幸得大宝，偷安
隅，大敌在侧，却无心进取。这种治绩，无论如何与盛世不沾边。然而宋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和“盛世”。在皇帝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他们说皇帝“于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乾夷坤宁”。“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过于尧禹”。他们夸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大节孤忠，奇谋远识”，“圣贤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这些当初精心撰写谀词，今天听起来只是讽刺。
中国历史上另个“盛世”声音叫得最响时代是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代诏书中，连篇累牍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深仁厚泽”。
但是，在整个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响又是两个特殊阶段，个是身背篡位恶名雍正统治时期，另个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经渐行渐远之际。康熙时期，对盛世二字并不那
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后，群臣请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绝
，他说：“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宜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正是这种难得清醒，才有以后系列正确政策出台。
第二，“盛世”是循环论产物，而今天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天道极即反，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个封闭自
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规律是治乱，盛衰。《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无陂不平，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发展到顶点后，无不向反方面运动。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运转规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天下之生久矣，治乱”。《左传》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则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无不证明着中国人治循环规律牢不可破。在传统政治中，个社会如果达到“盛世”阶段，那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持盈保泰法，尽量推迟那不可避免衰败来临。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发展，已经从自身治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国文明视界，们就会发现，个国家，个民族并不是只有盛极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次牌这条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国人有机会吸收和借鉴其他人类社会创造政治文明成果。虽然中国自运转规律仍然在深层次地起作用，但是无论是谁，都已经不希望中国再次回到盛极而衰旧有轨道。正如梁启超说：
古之天下所以治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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