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两。真所谓“皇恩浩荡”，举国称庆。
当然，对百姓温和
太阳，照在*员身上也
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些贪污*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清高宗实录》）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变化时说：
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深刻理解。他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灵魂’”。“假如皇帝个性竟不是上述那流——就是，彻底地道德、辛勤、既不失掉他威仪而又充满
精力——那
，切都将废弛，z.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状态。”
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字不差描述。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个人精神状态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个统治者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奏折感到头疼，而*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层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托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拖就是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乾隆吏科题本》）
清代*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乾隆晚年，*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员受处分主要原因之。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11次，迟延占4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9次中，迟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件抢劫案。群农村流氓抢劫附近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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