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巴黎打个报告,把从他身上找到文件附送去。你该明白,这是职责。过个星期,他就被带走。”
“带走!”莫雷尔说。“他们把那个可怜孩子怎样呢?”
“哦,他大概被送到费尼斯德里,壁尼罗尔,或圣-玛加里岛去。你定会在某天看到他回来再给您当船长。”
“无论他什时候回来,那个位置都给他保留着
“是,先生。”
维尔福翻开大卷档案,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那儿走去翻另外那些档案,然后转向莫雷尔:“您肯定没弄错吗,先生?”他以世界上最自然口吻说道。
假若莫雷尔再心细点,或对这种事较有经验话,那他说应该觉得奇怪,为什对代理检察官不打发他去问监狱长,去问档案官,而是这样亲自答复他。但此时莫雷尔在维尔福身上没发现半点恐惧,只觉得对方很谦恭。维尔福作法果然不错。
“没有,”莫雷尔说,“没弄错。认识他已经十年,在他被捕那小时里,他还在为服务呢。您也许还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曾来请求您对他从宽办理。正象今天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些样。您当时接待态度非常冷淡,啊,在那个年头里,保皇党人对拿破仑党当时是非常严厉。”
“先生,”维尔福答道,“当时是个保皇党人,因为当时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伯嫡系继承者,而且是国人所拥戴君主。但皇帝这次奇迹般地复位证明是错,只有万民所爱戴人才是合法君主。”
瞬间,那诚实船主只是困惑地把他帽子在两手中转动着,然后——“想您是莫雷尔先生吧?”维尔福说。
“是,先生。”
“请进来先生,”法官象赐恩似地摆摆手说,“请告诉是什原因使能有幸看到你来访。”
“您猜不到吗,先生?”莫雷尔问。
“猜不到,但假如可以做出什为您效劳话,是很高兴。”
“这就对。”莫雷尔大声说道。“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相信可以从您这番话上得到爱德蒙喜讯。”
“等等,”维尔福边说,边翻阅宗档案,“有,他是个水手,而且快要娶个年轻迦太兰姑娘。现在想起来,这是件非常严重案子。”
“怎回事?”
“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就被关到法院监狱里去。”
“那后来呢?”
“先生,”莫雷尔说,他渐渐恢复自信心,“您还记得吧,在皇帝陛下登陆前几天,曾来为个青年人求过情,他是船上大副,被控与厄尔巴岛有联系。那样联系,在当时是种罪名,尽管在今天却已是种荣耀。您当时是为路易十八效劳,不能庇护他,那是您职责。但今天您定是为拿破仑效劳,您就应该保护他,——这同样也是您职责。所以就是来问问那个青年人现在怎样。”
维尔福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叫什名字?”他问道。“把他姓名告诉。”
“爱德蒙-唐太斯。”
虽然,维尔福宁愿面对支二十五步外枪口也不愿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但他依旧面不改色。
“唐太斯?”他重复遍,“爱德蒙-唐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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