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公费医院(后改名儿童保健院)做检查。记得九五年夏天特别炎热,太阳像火球,柏油马路快要融化。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开始阵痛,大汗淋漓,去医院待产,医生再三嘱咐,痛时不能乱动身子,会影响胎儿,说同室产妇因为动得厉害,翻来翻去,胎儿产出已死,是“动”死。七月二十四日晚,母亲和维德在室外坐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生下来,是个男孩,重八斤多,很健康。家人守候夜,都松口气,非常高兴。那时工作极忙,生孩子又忙上加忙,俩不假思索,给孩子取名“芒芒”(忙忙)。
婆婆得悉喜讯,立即和小姑惠珍带着箱笼细软,锅碗瓢盆,从黎里镇兴冲冲来沪。她们住大间,俩住小间,另雇娘姨(保姆)买菜烧饭。惠珍孩子还未断奶,表示可给芒芒喂奶,热热闹闹大家子人,就这样在溧阳路住下来。
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晚饭不回家吃,其实公事并不算多,但是会议多、报告多,各科室每天到部长办公室汇报情况,都要记录。李家齐要求严格,常在汇报时当场批评人。有天忽然让搬去他办公室,交给大堆有关基层工会职工业余教育总结材料,要看,不清楚用意,对这类工作非常陌生,硬着头皮看个下午,看得云山雾罩,昏昏沉沉,直想打瞌睡。他见如此反应,有些失望,让打道回府,仍然调回502室。
二
九五年底,部里派到文化广场筹备“爱国主义教育展览会”,离溧阳路很远,早上七点前必须出门,乘1路有轨电车到北京西路下,再换24路无轨电车,八点前赶到。筹备工作进展缓慢,常无所事事。文化广场(即过去跑狗场)空空荡荡,有架孤零零钢琴,常去弹着玩,有时就这样消磨个下午,周围看不到人。到九五二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被召回机关,参加运动。
这年二月,维德被借调到市委,担任“政法大队增产节约检查组”组长,进驻公安局及提篮桥监狱调查搞“三反”。该狱关押包括汪精卫妻陈璧君等很多重犯,是市里“打老虎”重点。监狱对维德来说十分熟悉,这回他竟遇到十年前南市监狱狱卒,经历日伪、国共变更,此人直在狱中执勤,现在戴大盖帽,身人民警察制服,已认不出面前他。维德发现监狱留用大批旧警员和看守,此人不是孤例。
维德就监狱人事制度提出不少改进方案,局长许建国(后任副市长),尤其副局长扬帆十分赞赏他(九四五年维德去淮南根据地情报部过组织生活,与扬爱人李琼熟悉),调查报告提出建议全部被采纳。工作接近结束,他们热情挽留维德调市公安局工作,领导新成立侦察处(负责外国间谍案),后据说副市长潘汉年也表示同意,维德也愿意留下,但上总不同意,市局只能无奈地欢送他回去。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三年后“潘扬案”发,公安系统大批人员如经历炼狱。如果他当时留在局里,必将遭遇更大灾祸。
左起,、陶家荃、陈禾山、文化宫马肇瑾,都是姑娘,剪统短发,穿公家棉布列宁装,新旧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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