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学问，你要什
编什，比之学人利索
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
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都比不过，人文学科
危机实质上在那时就已发生。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学者都有狡猾面（比如说，莱布尼兹），仔细回味下，也发现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三大定理之后，为什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第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他真存在，死后见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国圣贤滑头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君王气质。国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刀子板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面理解是不够，还要从狡猾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处境有适应能力。以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下自己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们就讲这多。至于君主，以为可以分为两种，种是粗,bao型君主，听到不顺耳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消息。这样他所管理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东西。这后种君主至今是们怀念对象。凭良心说，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还有点要补充——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知道假如个人发现自己进老虎笼子，那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信使。这就是第三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布鲁诺，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用处。
现在要得出最后个结论，那就是说，假设有真学术和艺术存在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那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们现在就有召唤冲动，但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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