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忧矣,不遑假寐。
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威吓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御史,凭他狂妄习惯,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摧残,z.府组织基础受到破坏,这样就触动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
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断然无疑。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次是在熙宁三年(○七○)二月,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好社论文章样,立即唤起全国注意。在第篇奏折上,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坛也。
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时也。而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无罪。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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