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不道，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
李定举
四项理由说明为什
应当处苏东坡死刑。在奏章前面序言中，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途叨儒馆。”他又接着说苏东坡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其当杀理由之
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东坡拒不从命。另个当杀
理由是，虽然苏东坡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后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审问在八月二十日开始，被告自称年四十四岁（按西方计算法为四十二岁），然后叙述世系、籍贯、科举考中年月，再叙历任官职。又把由他推荐为官列出姓名，因为大臣为国家举荐人才充任公职之贤与不贤，与其本人之贤德大有关系，自然甚属重要。据说，他自为官始，曾有两次记过记录。次是他任职凤翔为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钢八斤。另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东坡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时所作那首诗，对农民食无盐、青苗贷款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章中之其它若干情节。他想不起曾写过其它与时政有关诗文。有好几天内，他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直声称无罪。至于何者应视为毁谤朝廷，何者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难断言。还有，何者构成“毁谤”，亦复如此。但是在八月十三日，他决定服罪。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讥刺当政，且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不过他“并未隐瞒”，至于内容如何，解释容有不同而已。在审讯期间，他奉命在下列道供词上签字：“入馆多年，未甚插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苏东坡朋友当中，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有百多首诗在审问时呈阅，每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因为苏轼措词精炼，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审问记录，
们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阐述分析。只有读者完全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内含义。读诗向对那类诗避而不观，因为那些隐喻、史实，都需要单独解释，读来甚感吃力，作者自己卖弄学问，为读者加重负担，殊为无谓。其实这样炫耀也并不困难，因为数百年来，苏诗评注家直忙着在历史和唐诗里发掘苏诗用典出处。
对苏东坡指控，有十分牵强。最有趣指控中，有条是写两株老柏七律。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地下。另外还有首牡丹诗，在诗内作者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御史解释此诗为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如此多之种种捐税。《菊赋》序言里曾提到吃妃菊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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