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
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儒家思想。他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
另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空虚和无
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事，只不过是在获得精神上和谐之后，使基层人性附属于高层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个人若能凭理性上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朋友，他是个回答法；对最好朋友，他是另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两封信里，他吐露肺腑之言。封是给至交李常。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间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饮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惇，他说法又不同。章惇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封非常贴切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其文如下：“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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