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教研室领导,而丽兹刚刚准备做博士论文,不指望当大学教研室主任。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入睡前,没有回想大会上争执,而是想他自己走在河边路上与丽兹同行情景,曼努埃尔推着莫里尼轮椅与他和她并排走路;面走,四人面笑不来梅小动物们,它们和谐地、纯真地骑在各自对象脊背上,注视着四人,或者望着四人投在沥青路上影子。
从那天起、从那个黑夜开始,没过周时间,四人就经常互通电话,不考虑话费,不考虑通话最佳时机。
有时是丽兹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向他打听莫里尼情况,前天她跟莫里尼通过话,发现他情绪低落。曼努埃尔立刻在当日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告诉让-克劳德:据丽兹说,莫里尼健康状况在恶化。让-克劳德立刻给莫里尼打电话,直言不讳地问这个意大利人:健康状况如何?二人起大笑(因为莫里尼总是不认真谈这个话题),然后,交换研究工作中不重要细节。随后,在通话和简单、可口晚饭延长愉快心情后,让-克劳德再给丽兹打电话,比如,在夜里十二点之后,他用肯定口气告诉丽兹:在可预期时间里,莫里尼身体不错,正常,情绪稳定;丽兹以为“情绪低落”是这位意大利人自然状态,他对气候变化过敏(也许都灵天气不好,也许莫里尼那天夜里做天晓得什噩梦)。于是,结束次通话循环,到次日,或者两天后,又次循环开始:莫里尼打给曼努埃尔,没任何借口,就是问候,很简单,聊上几句,必不可少地说些无关紧要事情,说说对气候看法(好像莫里尼和曼努埃尔正在把某些英国式对话习惯变成自己习惯),互相推荐影片,冷静地评论些新书,总之是比较令人生厌电话聊天,或者说,不十分懒洋洋谈话;但是,曼努埃尔以少见热情在倾听,或者说假装热情,或者说友好地倾听,句话,用有教养态度在听,倾听莫里尼大串话,好像那些话就是他生命、活下去生命;两天后,或者几小时后,曼努埃尔用差不多样话语打电话给丽兹;丽兹打电话给让-克劳德;让-克劳德打给莫里尼;然后,再次循环;几天后,这样循环电话就变成种在阿琴波尔迪问题、文本、次文本和准文本能指和所指、高度专业方面代码,变成在《比特丘司》最后几页对身体和话语权再次征服,而就此事而言,谈电影或者议论德语教研室问题或者说说从早到晚各自城市上空飘过云彩反正都是样。
四人再度相会是在1994年底于法国阿维尼翁举行战后欧洲文学座谈会上。丽兹和莫里尼以观众身份与会,但旅费由各自大学报销;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提交关于阿琴波尔迪作品重要性论文。让-克劳德论文集中研究阿琴波尔迪全部作品中孤绝状态,研究这位德国作家全部作品似乎都有与德国传统决裂点缀样子,而不是与某些欧洲传统决裂。曼努埃尔论文(从来没写得如此妙趣横生),围绕着阿琴波尔迪这个人物遮盖神秘面纱展开:关于这个人,实际上差不多任何人,包括他出版人,对其都无所知;他著作,无论在勒口还是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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